从操作的角度来看，黄金的瞬间涨跌行比较难把握的，技术面上来看黄金初步支撑位于1291美元，进一步支撑位于1278美元，关键阻力位于1330美元。短期黄金围绕1300美元盘整的行情可能还将延续，在交易上投资者可区间选择高抛低吸。另外随着地缘*治的淡化和美联储加息前景的确定，黄金长将会继续承压。
1月份，京沪杭三地土地出让金收入超过千亿元，仅北京一地，土地出让金收入就超过了去年同期的7倍。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张茉楠（资料图） 在当前全球大变局的时代，向高端产业迈进，全面提升制造业的价值链，是中国整体战略转型以及打造经济新竞争优势的关键，而这也能为真正实现需求和供给的“双轮驱动”型增长提供可持续增长的基础。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切切实实感受到发达经济外部需求减少带来的冲击。近期，国家高层领导密集调研，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既表现出了对经济增长前景的忧虑，更表现出了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决心。 中国经济转型之路，到底路在何方？这是几乎所有关心中国经济的人都在思考的问题。从国际国内的宏观大视野看，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中长期增速下滑与成本上升，以及内外部双重夹击的多种挑战，中国经济转型已经没有退路，但是中国经济转型该往什么方向转？只依靠中国消费来拉动中国经济甚至全球经济吗？事实证明，依靠任何单一国家作为世界主要净需求方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再或是将来都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将增加全球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与脆弱性导致全球经济需求结构、增长结构失衡。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还未到消费主导经济发展的阶段。从目前情况看，投资仍是中国经济的第一推动力。根据世行测算，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年均9.8%的增长率，除了有2－4个百分点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外，其余6－8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几乎都是来自投资的贡献。1995－2010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9.92%；同一时期，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11.23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平均比重达到41.63%。在外需不振的情况下，投资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我们需要探讨的是高投资率背后的结构性矛盾。高投资率背后恐怕与我国长期资本利用率低，需要更多的资本注入有很大关系。考察增量资本产出率这一代表资本边际效率的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投资增加量／生产总值增加量之比）表明，当ICOR提高时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增量增大也就意味着投资的效率下降。笔者计算了中国1978－2008年30年的实际ICOR。结果显示，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在改革开放之后，边际资本产出比率均值为2.56，并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达到高峰，近5年又呈逐年上升趋势，这表明资本利用率加大，而投资效率呈下降态势。 这样，由于投资的宏观收益下降，实现高增长必须依赖更高的投资比率，需要大量资本。因此，如果投资效率不能得到有效提高，就目前来看，投资规模可能也难以大幅下降。 那么现阶段，消费能够成为中国增长的主引擎吗？笔者认为，中国靠消费拉动恐怕也独木难支，甚至难以持续。尽管中国GDP全球第二，但人均GDP刚超过4000美元，也就是刚过了世界银行划定的中高收入发展中国家标准，如果当前一味强调拉动消费，产业结构就会原地踏步，无法向更高价值链的产业升级；企业投入到研发的比重没有增加，企业生产率就无法提高。 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降至8%左右，“增长下行，成本上行”趋势明显：一方面，三大红利衰减，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正步入一个临界点，并开始进入到一个经济逐步减速的发展阶段；而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一个要素价格重新估值的时代，要素成本上涨压力较大，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减，工资的进一步上升，原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会消失殆尽，结果当然是整体经济的踯躅不前。中国目前需要做的是尽快调整供给结构和要素结构，中国需要的是从外部需求推动转向内部供给推动，而不是内部消费推动。 其实，单纯的内需拉动增长，讨论的仍然是总需求的概念，而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角度看，核心问题是内部总需求从何处产生。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从需求端（“三驾马车”）做文章，出口不行了，看投资，投资不行了，看消费，但是我们很少关注供给端的影响，即考虑劳动、资本、技术及其生产效率的新组合。 而从供给端做出改变，则可以起到拉动总需求和改变国内经济结构的双重作用。毋庸置疑，我国是一个世界性的工业生产大国，制造业的产出规模已占世界制造业产出总量的6%左右，但制造业研发投入仅占世界制造业研发投入的0.3%。整体上看，我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还较低，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较弱，工业劳动率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还较大，工业企业平均规模还较小，可持续发展能力还较差，许多传统产业还存在着“贫困化”增长的现象：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较低，约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中国制造业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从中间投入贡献系数来看，发达国家1个单位价值的中间投入大致可以得到1个单位或更多的新创造价值，而中国只能得到0.56个单位的新创造价值。增加值率是度量一个经济体投入产出效益的另一个综合指标。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率仅为26.23%，与美国、日本及德国相比分别低22.99、22.12及l1.69个百分点，这让我们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 因此，在当前全球大变局的时代，向高端产业迈进，全面提升制造业的价值链，是中国整体战略转型以及打造经济新竞争优势的关键，而这也能为真正实现需求和供给的“双轮驱动”型增长提供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以上十余项改革方案，涉及*府职能转变、反腐败体制建设、央企负责人薪酬调整、财税体制改革等内容，有八成均与*府自身有关。其中以国务院和地方*府职能转变以及财税体制改革最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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