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让白斑停止发展 http://pf.39.net/bdfyy/zqbdf/180908/6513404.html本文原刊于《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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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晓雷，沈阳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从事中国边疆史、辽金史研究。
内容摘要：女真人对于三师三公之一的太师之名的接触，源于完颜部出任辽朝生女真部族节度使所带三师三公衔。金朝建立中原化官制后，三师三公仿唐而设，实际应用中又受到北宋徽宗朝的影响。虽然《金史·百官志》将三师三公纳入职事官的范畴，但三师三公发挥着事实上的最高阶官的作用。官员领有三师三公衔，意味着拥有极品的*治地位。这造成了三师三公在金朝熙宗朝成为由勃极烈向汉制宰辅转换过程中的桥梁。蒙金战争后，擅*权臣往往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太师衔。太师衔的获得成为金末权臣为擅*谋取合理*治名分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金朝；三师三公；阶官；*治名分；*治地位
中国古代官制史上，三师三公作为存续时间最长的官称之一，至唐朝，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1]2。金朝在官制架构上承袭盛唐，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2]。然若考虑到金朝为女真人所建，同时任用了大量辽宋降官的这一*治实际，即会发现金朝的三师三公官还是自有其特点。
学界对于金朝的三师三公多集中于对熙宗即位之初，女真诸勃极烈向中原宰辅的转变过程中，各位领三省事所领三师三公的讨论。学界一般认为，以三师三公领三省事，是为保持原有诸勃极烈尊荣地位的一种手段，三师三公是一种荣衔[3]。但这种讨论，仅是揭示了金朝三师三公*治功用的一个方面。如要完整、深入地认识金代三师三公的性质、功用，必要将其置于金朝的结衔体系、历史渊源和具体的职官架构之中进行讨论。这样，方能理解三师三公在金朝*治中的“实质”意义。
一、金朝三师三公官的出现与金初领三省事
女真自有的官称中没有“三师三公”，金朝“三师三公”一词，当是借用前朝而来。史载，景祖乌古乃受任辽朝生女真部族节度使，“辽人呼节度使为太师，金人称‘都太师’者自此始。”[2]5“都太师”，有时也被女真人依辽制称“太师”。天祚帝乾统二年（），“萧海里叛，入于系案女直阿典部，遣其族人斡达剌来结和，曰：‘愿与太师为友，同往伐辽。’”[2]15可见，自完颜部受任辽朝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后，“太师”之名成为联盟长的专称。女真所称“太师”，是借用辽朝对节度使的称呼。
辽朝称节度使为太师，实为“检校太师”的简称。《耶律琮神道碑》载有耶律琮结衔：“大契丹国推忠奉国佐运功臣，镇国节度使，华、商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赠兼*事令，使持节华州诸军事、行华州刺史，上柱国，漆水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三百户，”[4]45此处即有“检校太师”一衔。另有《李知顺墓志》所载李知顺结衔：“故杨州节度使、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傅、知中京内省司、提点内库、陇西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4]仍有“检校太傅”一衔。可见，辽朝以节度使带“检校三师三公”衔的做法是一种惯例。唐僖宗中和三年（）之后，藩镇长官几乎全部被授予检校三公，稍有功勋者即加为检校三师。至五代，藩镇节度使加检校三师三公成为普遍现象。检校三师三公，作为藩镇长官的加官，用以标识其身份高低[5-6]。辽朝节度使加检校三师三公衔的做法，应是受到唐后期和五代的影响。这些检校官衔的性质作为散官[7]，用以表示官员品阶[8]。景祖乌古乃之后的完颜部首领，均出任辽生女真部族节度使，辽朝给予的正式官称中，也应带有检校太师衔。因此，辽朝叛将萧海里欲与完颜部联合之时，才会以“太师”之名称呼穆宗盈歌。不过，处于部落联盟时期的女真社会是否了解此种结衔的真实含义？按《金史·世纪》载“辽人呼节度使为太师，金人称‘都太师’者自此始。”[2]5如此看来，女真人似乎并不了解“太师”作为“检校太师”的系衔意义，只是按照辽朝惯例，作为景祖之后，历代担任部落联盟长的完颜部首领之专称。不过，《大金集礼》所载天会十四年（），金朝追尊先祖帝号、谥号时，宗磐领衔的奏议中将自景祖至世祖，仍称“皇某祖太师尊谥如何”[9]45-46。宗磐等人在正式奏议文书中的这种做法说明，景祖至世祖称呼中冠以“太师”之名，是金朝的一种固定称谓。《金史·世纪》源自金太宗、熙宗朝所编《祖宗实录》，主要内容采自宗翰等人搜集的女真故老所述祖宗遗事，所载史实不是以帝王、亲贵视角所书写。而《大金集礼》所载宗磐等人的奏议，则出自女真完颜部亲贵之授意。《金史·世纪》和《大金集礼》所载宗磐的奏议，代表了女真内部看待“太师”之名的两种视角。加之，景祖任辽生女真部族节度使之后，始终不肯受印系籍[2]5。如此看来，女真完颜部上层对于辽朝制度并非一无所知。因此，金朝建立之前，普通的女真部民不了解“太师”的系衔意义，只是将其作为联盟长的专称，认为“太师”这一称谓代表了尊荣地位，但作为部落联盟统治核心的完颜部近僚集团内部成员，对于辽朝授予的官衔含义则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即便如此，“太师”之名，代表了领有者享有尊荣地位这一意义，在金朝建立之前，已经为女真社会所普遍接受。
金朝作为官制的“三师三公”出现于天会十二年（）开始的官制改革之后。天会十二年（），“甲子，初改定制度，诏中外”[2]72，除猛安谋克有所保留外，金朝的所有官称全部采用汉化称谓。此次官制改革中，“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10]，金朝的三师三公由此定制。由于金朝认为“自古享国之盛无如唐室，本朝目今制度并依唐制”[11]，“三师三公”的设置上，继承了唐朝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的做法。唐朝三师三公，“盖以佐天子，理阴阳，平邦国，无所不统”，“非道德崇重则不居其位，无其人则阙之”，“故不以一职名其官”，“其或亲王拜者，但存其名耳”[1]2-5仅是用做宰相、亲王、使相加衔，已无实际职任[12]，后期出现的检校三师三公，也多是授予官员作为加官[5]。金朝并无检校官，且依《金史·百官志》所载，“三师，太师、太傅、太保各一员，皆正一品，师范一人，仪刑四海。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各一员，皆正一品，论道经邦，变理阴阳。”[2]三师三公在金朝属于有品、有职掌的正一品职事。那么，金朝三公三师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考虑到金朝早期“领三省事”全部领有“三师三公”衔这一事实，即会发现“三师三公”衔的真正系衔意义和*治作用。
天会十三年（）三月，“甲午，以国论右勃极烈、都元帅宗翰为太保，领三省事，封晋国王。”[2]78稍后，“以尚书令宋国王宗磐为太师，”[2]78宗幹，“拜太傅”[2]。天会十四年（）三月，“以太保宗翰，太师宗磐、太傅宗幹并领三省事。”[2]79宗翰是金朝首位被授三师三公的现任官员，此前的身份为国论右勃极烈、都元帅，其被授“太保、领三省事，封晋国王”[2]78一事，通常被学界视作是金朝废止勃极烈制度的标志[13]。同宗翰一样，宗磐此前为国论忽鲁勃极烈，宗幹为国论左勃极烈。最初三师三公衔的授予者，都是原有的诸勃极烈。这些勃极烈获得三师三公衔后，受任“领三省事”，以“某三师（或三公）、领三省事、某爵”的方式系衔。这说明“三师三公”与“领三省事”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皇朝中兴纪事本末》载，“以宗盤为太师、领三省事，易其储嗣之位，封粘罕晋国王，亦领三省事。”[10]诸勃极烈转任领三省事后，保有了与过去同等的权位。“领三省事”是诸勃极烈转任为汉化宰辅过程中，为继续统驭军国*务，所获系衔。原有诸勃极烈凭借其“领三省事”一衔，继续享有统驭三省*务的职掌，因而学界通常将其视作金初的一种“职事官”[3]。由此看来，“领三省事”所带“三师三公”衔确实只是作为一种加官、赠官而存在。不过，实际情况是否如此？仍需进一步考察。
前引《皇朝中兴纪事本末》所载可知，金朝所设“领三省事”的初衷是为了安抚诸勃极烈所行的便宜之举。《金史·百官志》中未见有关于“领三省事”的任何记载。同一时期，南宋关于金朝早期官制的记录，如《皇朝中兴纪事本末》等也未将“领三省事”作为金朝职官的一部分记述。加之，“领三省事”在职官称谓上“领某事”的称呼方式，也带有临时性的差遣色彩。这或可说明，“领三省事”作为一种临时性，带有差遣性质的官称，官衔本身没有明确的品级标识，也不被金人归入职事官范畴①。“领三省事”的设立，作为安抚诸勃极烈的*治策略，本身即非常设，因而相关记载只是散见于《金史》的《纪》、《列传》和宋人的零星记述。官员出任“领三省事”，只是获得了统驭三省*务的权力。这与尊位和权力并重的勃极烈并不相符。诸勃极烈在出任“领三省事”时，必须同时拥有一个可以与之尊位匹配，用以标识品阶的系衔。诸勃极烈向领三省事的转换中，诸勃极烈通常是先获得三师衔，然后出任“领三省事”。如宗磐、宗幹二人均是在被授三师衔后，才于第二年年初与宗翰一同“领三省事”。由此看来，三师三公作为金朝职官架构中的正一品[2]，将其授予原勃极烈，不仅使这些“领三省事”得以凭借三师三公之极品身份，顺理成章地统驭三省*务，还保留了其原有的尊荣和统驭百官的地位。金朝由诸勃极烈转任的“领三省事”所领“三师三公”衔是用以标识这些官员品阶的最高官阶。
正因如此，熙宗朝，宰辅加三师三公，往往成为进任“领三省事”之先导。如完颜宗弼、宗贤之例，皇统二年（），宗弼以都元帅之任、领行台尚书省事之使职“进拜太傅”，皇统七年（），“为太师，领三省事”[2]；皇统八年（）,宗贤“进拜太保、左丞相，监修国史。罢为左副元帅。无何，复为太保、左丞相，左副元帅如故。进太师，领三省事，兼都元帅，监修国史”。[2]二人均是在宰辅任上先加太保衔，继而进获太师衔，入朝任“领三省事”。皇统九年（）三月，“以司空宗本为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九月“以右丞相宗本为太保、领三省事”[2]94。完颜宗本也是先历司空、右丞相兼中书令，再进拜太保、领三省事。
金朝的这种做法，与北宋徽宗朝的“公相”类似。北宋徽宗*和二年（）九月的官制改革中,“宜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以左辅、右弼、太宰、少宰易侍中、中书令、左右仆射之名。旧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及尚书置令，并罢。新官公、少若除，三公即为宰相，合不带太宰、少宰、左辅、右弼之任，三少、特进以下即带太宰等官称治省事。”[14]官员若领三公衔，即可不带其他相衔，称“总治三省事”，位居宰相之上统驭*务。这里的三公衔，张诚峰认为，其本质上即以太师、太保、太傅授平章军国重事，实际三公仍可被视为寄禄官[15]。天会十二年（）的官制改革中，具体官制由宇文虚中主持议定，参与者如蔡松年等，也多是北宋旧臣[11]。三师三公领三省事的做法，应是他们为了找到适合勃极烈的换官，参考前朝旧制时，向金朝统治者提供的便宜之法。这种做法，恰好解决了诸勃极烈向汉官换官过程中的品阶、权力、职事等问题，而被金朝统治者所采用。
二、其他官僚所带三师三公衔的性质
正隆元年（），海陵王罢黜中书、门下二省，独留尚书一省，“以太师、领三省事温都思忠为尚书令”[2]，原太师、领三省事温都思忠转任尚书令的过程中，同时保有太师衔。这样的人事安排，同时保有了温都思忠的职权和尊位，顺利地实现了从“领三省事”到“尚书令”的平稳过渡。此后，尚书令加三师三公衔，成为金朝一种人事惯例。如正隆六年（）“以左丞相张浩为太傅、尚书令”[2]，大定十年（），“以司徒、御史大夫李石为太尉、尚书令”[2]，大定二十一年（1），“以尚书左丞相完颜守道为太尉、尚书令”[2]，大定二十八年（8）“以太尉、左丞相徒单克宁为太尉兼尚书令”[2]，卫绍王大安元年（）,“以平章*事完颜匡（领有太尉衔）为尚书令，”[2]②历任尚书令大多加有三师三公衔。尚书令本身已经是正一品职事，担任尚书令的官员不可能再去领有低于正一品的从一品官阶，但金朝散官阶最高止到从一品上阶的开府仪同三司，因而，对于尚书令而言，为了保持其阶、职的对等，三师三公就成为表示其官阶的系衔。
金朝其他官员有时在担任职事的同时，也带有三师三公衔。如皇统六年（）完颜宗固为“太保、右丞相兼中书令”[2]，贞元三年（），“二月壬午，以左丞相昂为太尉、枢密使”[2]，正隆元年（），“右丞相仆散师恭为太尉、枢密使”[2]。完颜宗固、完颜昂、仆散师恭三人所领的右丞相、枢密使，是从一品职事。三人可以凭借这些从一品职事即可以处理相关的*务、获得俸给和标识品级。三人领太保、太尉后，虽然职掌没有变化，但可依所领三师三公衔获得正一品俸给[2]-。三人所领的三师三公衔是一种加官，用以提升品阶的正一品系衔，仍发挥着作为金朝最高官阶的作用。
此外，金朝多在宗室、后族死后，追赠三师三公的赠官。自天会十三年（）太祖圣穆皇后唐括氏之父留速，被赠太尉、荣国公，祖迭胡本被赠司徒、英国公，曾祖劾乃被赠司空、温国公以来，至哀宗皇后徒单氏，除卫绍王皇后徒单氏、哀宗皇后徒单氏外，其余诸位皇后之父、祖均被赠予三师三公衔[2]-,-4。睿宗完颜宗尧、显宗完颜允恭虽未能登基，但因被追尊帝号，其妃之父、祖同样被赠三师三公衔[2],。一些近支亲贵、宗室，往往也会被追赠三师三公衔。如正隆二年（），完颜宗尧“追赠太师、上柱国，改封许王”；[2]完颜宗望“天德二年，赠太师，加辽燕国王，配享太宗庙廷”[2]；大?“赠太师、晋国王，谥杰忠，遣使护丧归葬。正隆夺王爵，赠太傅、梁国公。”[2]那么作为宗室、后族赠官的三师三公是何种性质？从这些宗室、后族的三师三公衔所处的结衔位置或能发现一些线索。明昌二年（）章宗确定太祖庙功臣图像，其中，东廊挂“皇伯太师右副元帅宋桓肃王讹鲁补宗望、开府仪同三司金源郡毅武王习不失”[2]。这里宗望所领“太师”是天德二年（）追赠的，将其与习不失的署衔对照来看，其“太师”与习不失“开府仪同三司”的署衔处于同一位置。“开府仪同三司”是金朝的最高散官阶，那么这里“太师”的性质当与其一致。由此可知，金朝一般宗室、后族所获的三师三公的赠官同样是标识官阶的系衔。
通过上文的论述已经说明，有金一代，三师三公于各类官僚而言，基本上是作为一种标识正一品官阶的系衔而存在。由于金朝用以标识官员品阶的阶官，最高者止到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16]。三师三公似乎并不在金朝的阶官序列之中，但这其实是三师三公官在金朝被时人归入职事官序列的缘故。金人之所以将三师三公归入职事官。首先是因为金朝的三师三公员有定额，各只为一员。金朝年间，从未出现两人同时领有同一三师三公衔的官员。此外，三师三公“师范一人，仪刑四海”，“论道经邦，变理阴阳”的职掌，虽然看似事无不统，职掌范围空泛，但这本身即是其辅弼职掌的特点。因而，金人仍将其归入职事官的范畴。不过，由于金朝以尚书省和都元帅府、枢密院为处理*务、军务的机构。三师三公没有独立的办公机构，官员若只是领有三师三公衔，则无法直接参预军*。金朝皇后之父、祖虽被普遍赠以三师三公衔，但从未有人凭此获得参预军国*务的*治权力。职掌上的虚化，造成了三师三公在官制叙述上，虽被金人归于“职事官”的范畴，但其实已经阶官化，成为事实上的金朝最高阶官。
三、三师三公官于金朝*治中的作用
如前文所述，三师三公作为金朝事实上的最高阶官，其授予不仅可以作为荣宠官员的手段，还是一些宰辅叙迁的必要条件。通过对三师三公在皇朝典仪的作用和加领三师三公衔官僚本人*治角色的考察，我们得以从中探究三师三公衔在金朝的*治生活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一）皇朝典仪下中的三师三公
金朝的三师三公在皇朝典仪中，无不显示出其居于百官之长的尊荣地位。皇统元年（）正月二日“太师宗幹率百僚上表”[9]4，奏请熙宗举行册礼。此表即是太师宗幹带百官联名上奏的。天德二年（）册礼有载“太尉称‘文武百僚具官臣等言’致贺词。云云。贞元仪止云太师致贺词。”[9]12太尉、太师同样作为三师三公，代表百官向皇帝致贺。可见，劝上皇帝尊号的表、恭贺皇帝即位的贺词均由三师三公领衔上奏、宣读。由于金朝三师三公并非常设之官，金朝的典仪活动中，常以他官暂摄三师三公，用以完成典仪的程序。朝廷不便派员亲往的祭祀活动中，也常以他官暂摄三师三公，用以完成祭祀程序。如大定十五年（）别庙礼中，“命皇子赵王摄太尉，充初献官行礼，礼部尚书张景仁摄司徒”[9]，大定二十三年（3）宣圣庙祭祀中“奏奉勅旨：差右丞相致祭，仍摄太尉；”[9]大定十八年（）“八月礼部准御史台牒郊社致斋摄司徒”[9]。这些由他官代摄三师三公官的行为，显示了三师三公作为百官之长的地位。正因如此，三师三公才得以在朝廷典仪作为百官的代表进行活动。此外，三师三公在文书上，还拥有单独向皇帝进笺的权力。按大定九年（9）制度，“今来奉笺，只合尚书省首相具衔位姓名等修写如仪……外，司徒合另具笺问。”[9]-司徒作为三公官，不在尚书省管辖之内，可单独向皇帝进呈笺表，这同样说明了三师三公的在*治上的优越地位。
大定十一年（）冬御楼宣赦，“礼直官、通事舍人分引皇太子、三公、亲王、宰执以下横行北向立。如常朝仪。”[9]三公在御楼宣赦时的朝参班序仅在太子之下。大定二年（2）所定的亲王见客仪中，“非泛见客，三师、三公、尚书令、宰执、枢密使副、判宗、东宫三师栏子内少前，东向北上，亲王西向，相揖……在路相逢，三师、三公、尚书令、宰执、枢密使副、判宗、东宫三师道遇亲王，即于马上相揖，依尊卑分路行；如同途并行，即俱出入从。”[9]上述事例都说明金朝三师三公在朝仪位序和礼遇上不下亲王。
（二）太师与金末*治
如前文所述，金朝建立后，三师三公成为金朝事实上的最高阶官。其中三师三公之内的阶叙中，太师也在太傅、太保之上，是为三师三公之长。熙宗朝，宗翰、宗磐、宗幹虽然同任“领三省事”，但就三师三公的位序而言，宗磐在宗幹、宗翰之上。熙宗通过这种安排，来压制宗翰。加之金人将三师三公纳入职事官的范畴，虽然三师三公的职掌已经虚化，仅是作为金朝事实上的最高阶官，但本身仍有辅弼皇帝统驭军国*务的*治意义。正是因为太师的这种*治优越地位，官员一旦获得太师的身份，意味着取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治地位，拥有了辅弼皇帝、统领军国*务的合理*治名分。太师所带有的这种*治影响在金末的权臣擅*中成为权臣寻求自身擅*弄权合理化的重要手段。
至宁元年（）八月，“胡沙虎以兵入宫，尽逐卫士，代以其*，自称监国都元帅。”[2]“丞相徒单镒劝执中立宣宗，执中然之。”[2]九月，宣宗即位，“以纥石烈胡沙虎为太师、尚书令兼都元帅，封泽王。”[2]起初，胡沙虎本欲以监国身份摄*主国，后因礼部令史张好礼“自古无异姓监国者”的劝阻而暂罢[2]。已经控制朝*的胡沙虎需要一个合理的*治名分，为其擅*披上合乎*治法理的外衣。胡沙虎虽然听从徒单镒的意见，迎立宣宗，但胡沙虎擅*的数月，宣宗只是名义上的金朝统治者。不过，胡沙虎弑君之前，仅为“权右副元帅”，右副元帅一职仅为暂理。以“权右副元帅”的身份，胡沙虎无法顺理成章的专擅朝*。胡沙虎只能凭借手中的军事权力自称监国都元帅。因而，胡沙虎需要与其名实相副的阶官、职事、勋爵等，以便统摄朝*。宣宗即位后，授胡沙虎尚书令、都元帅的职事，使其获得了统辖军*的职事权。胡沙虎的阶官，史籍虽未明载，但作为武将，由于金朝的武散官阶最高只到正三品，史书中也未见其有进二品散官阶的记载，胡沙虎的阶官可能并没有达到正从二品以上。胡沙虎还需要一个可以匹配尚书令、都元帅的阶官。这时，“太师”作为金朝事实上的最高阶官，宣宗朝廷将其授予胡沙虎，即给予了胡沙虎在皇帝、太子之下的最高*治地位，使其成为人臣之极。这为胡沙虎的擅*提供了*治名分上的合理性。
与胡沙虎擅*类似，金末的崔立之变中，“太师”同样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天兴元年（），“十二月，朝议以食尽无策，末帝亲出东征……时崔立为西面都尉、权元帅，同其*韩铎等举兵……立提兵入宫见太后，具陈其事，太后惶怖听命，拜立为左丞相、都元帅、寿国公。立以太后令，释卫邸之囚，召卫王故太子梁王某。监国，遂取卫族皆入宫……梁王虽监国，在宫中虚名而已……一时人望与士大夫退闲者，皆以次迁擢台阁中，其除拜无虚日。俄，立自为太师、尚书令、郑王。闻钧、汝间有众据西山不从命，立遣韩铎帅兵讨之。铎中箭死，以折彦颜知开封府。”[17]-崔立叛乱中，立卫绍王太子从恪监国，由于哀宗兵败退往归德（今河南商丘），对于以汴京为中心的金朝残余疆域而言，崔立一时间成为事实上的金朝统治者。崔立从西面都尉跃升为皇朝的统治者，迫切需要一个正当的*治名分，遂强迫太后命其为左丞相、都元帅、寿国公。加之，“立变三日，御史大夫裴满阿虎带、提点近侍局兼左右司郎中吾古孙纳申缢于台中，户部尚书完颜仲平亦自杀。”“立以副元帅药安国首事难制，忌之。因其夜取故监军王守玉妻，旦坐都堂，以安国犯令，叱左右斩以徇。”[17],崔立虽为左丞相、都元帅，但一些朝野官员甚至共同举事者，对于崔立并不甘愿听从。因而崔立还需要一个更高的名位，已达到其控制朝*的目的。所以，崔立才会在叛乱不久后，自立为太师、尚书令、郑王，凭借阶官、职事、爵位之极的身份，控制朝*。
结语
金朝三师三公虽被《金史·百官志》纳入职事官范畴，但实际作用是金朝的最高的阶官。三师三公作为金朝事实上的最高阶官的性质造成了其在金朝*治上所能发挥的独特作用。三师三公可以不仅作为赠予外戚、宗室，用来提升他们的地位的系衔。普通宰辅一旦被授予三师三公，职事上即有了晋升可能。皇朝典仪中，领有三师三公衔的官员还可以享有不下于亲王的*治礼遇，并经常作为百官的代表保证皇朝典仪流程的完整进行。三师三公的极品*治地位，使得三师三公衔的授予和获得，成为金朝由勃极烈转向汉制宰辅过程中的桥梁和后期权臣擅*弄权时，谋取合理*治名分的重要手段。
此外，三师三公在金朝作为最高阶官的性质，也影响了元朝散官制度的建立。叡山文库藏《事林广记》抄本所载元朝至元元年（）《大元文武官品之图》中，正一品中记有“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③元朝早期直接将太师、太傅、太保列入散官的做法，可能正是受到了金朝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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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邱靖嘉考证指出，《金史·百官志》源自王鄂所编《金史稿》时，所参考的金修纪传体《国史》。这说明金人在编纂官制典章时，并没有将“领三省事”视作有品、有职掌的职事官。（邱靖嘉《〈金史〉纂修考》，中华书局，年，第页。）
②考《金史》卷99《徒单镒传》“大安初，加仪同三司，封濮国公。改东京留守，过阙入见。卫绍王谓镒曰：卿两朝旧德，欲用卿为相。太尉匡，卿之门人，朕不可屈卿下之。”可知，此时完颜匡已经领有太尉衔。（《金史》卷99《徒单镒传》，中华书局，年，第页。）
③因抄本尚未公开出版，《大元文武官品之图》之图仅见于宫纪子著《叡山文库所蔵「事林広记」写本について》所引。（宫纪子《叡山文库所蔵「事林広记」写本について》，《史林》，91卷3号，年5月。）
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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