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大安，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一、引论
工业革命前的人类投资经营活动以经济内循环为主导，这一特征所反映的基本格局是投资、储蓄、收入、消费等，很少依赖国际贸易甚至与国际贸易无关。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关于经济内循环的研究主要是静态分析，魁奈经济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帕累托最优理论、马克思资本循环和再生产理论、凯恩斯的部门经济均衡理论等，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对经济内循环进行了研究。随着以分工和协作为标志的工业化进程引致的生产率突飞猛进，产品和服务的成本约束催生了主张经济内循环和外循环并驾齐驱的比较利益学说，随着20世纪下半叶经济全球化的拓宽和加深，经济学关于国际贸易引致经济外循环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联系经济运行和发展看，全球产业链相互依存，投资、消费和国际贸易三驾马车的交融已成为常态，一国经济的长足发展既依靠内循环，也依靠外循环。
国民生产总值由内循环和外循环共同构成，在国民生产总值既定的情况下，内循环GDP和外循环GDP此消彼长；国际贸易环境恶化以至于导致外循环严重萎缩时，*府要保持国民生产总值不变或增长，其路径只能通过提升经济内循环来维持或提高国民生产总值。但是，经济内循环能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抵御和弥补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的效率损失，取决于以下条件：第一，产业链的国际覆盖面，主要包括本国资本对外投资和国际资本在本国投资所形成的产品链和服务链；第二，一国常态下的进出口贸易额及其比重，进口产品和服务的国产替代率，以及出口产品和服务转化为国内消费的潜在能力；第三，关键技术和设备受制于他国的程度和范围，本国技术基础以及制度和*策对技术挖掘和发展的支持力度；第四，资源拥有量及各类资源的储存和进出口比例；第五，对因减少出口而产生的过剩产能，国内可挖掘的潜在有效需求量等。
从性质上讲，在国际分工和协作的产业链全球化的当今社会，经济内循环为主战略是基于国际贸易环境恶化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撇开国际贸易环境恶化产生背景以及未来经济循环有可能出现的新情况，仅就实施经济内循环为主战略的可行性而论，我们需要考虑经济社会用于调节产品和服务供求变动及实现经济转型的手段和途径。具体来讲，就是分析厂商通过怎样的途径和手段来规划投资和生产，分析*府依据什么来制定产业*策和规划公共产品，以提升整个社会的投资、储蓄、收入、消费等的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的最佳值是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最差值则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严重失衡。本文分析数字经济下内循环为主战略能否取得满意的效用函数，需要研究科技进步及其应用手段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即研究厂商在何种科技条件下才具备准确规划经济内循环为主战略的投资和生产，以及*府需掌握怎样的科技手段才能制定符合经济内循环为主战略的高效率经济*策。
人类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发展，目前已开始进入信息社会最高形态的数字经济社会。未来学家和社会物理学家对大数据和以人工智能为灵魂的数字经济倍加推崇，认为数字经济正在形成一种取代以历史和文化主导的现代科技人文主义；人类在未来经济文明中的一切活动都将转化为一种“算法”。算法主要是针对人类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挖掘、搜集、储存、整理、分类、加工和处理大数据，从而通过匹配大数据以实现人类活动的期望目标而言的。经济学界依据这一概念把一些层面的人类活动解说为数字*府、数字（智慧）城市、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等，但迄今为止，较少从“人工智能匹配大数据”的机理对数字经济或数字社会展开基础理论分析。其实，无论是厂商还是*府，运用人工智能匹配大数据进行经济或社会活动，都属于资源配置问题。我们分析数字经济背景下*府实施内循环为主战略，进而研究该战略能在多大程度上抵御和弥补外部经济环境不佳带来的效率损失也不例外。
*府实施经济内循环为主战略的效用期望，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内需和消化过剩产能，以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经济学家曾从厂商选择行为、财*货币*策、经济周期波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等方面对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始终围绕厂商如何决策才能准确而高效率地确定投资和生产来展开。从厂商直面市场的决策看，如果厂商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匹配大数据的技术能够准确规划投资经营，或者说，厂商具有匹配大数据的新科技水平时，厂商确定投资和生产的能力将大大提高；如果绝大部分厂商匹配大数据的科技水平均全面提高，整个社会将减少过剩产能，并充分挖掘社会有效需求的潜力，从而有助于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由此，数字经济运行是实施内循环为主战略的一种值得探讨的市场模式。
数字经济的范围很宽泛，包括智能经济、共享经济、体验经济以及一切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投资经营的具体经济形式。在现实中，不同厂商匹配大数据的技术水平存在差异，且不同时期的数字经济形式不同，我们不能以某种具体的数字经济形式来概括、描述和解说数字经济。我们可通过厂商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投资经营来提炼数字经济的功能，并以之作为分析基础对数字经济的效率作出解说。在现实中，经济内循环涉及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但无论是*府各项经济*策的颁布和实施，还是厂商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的投资经营决策，在数字经济下，经济内循环能否取得成功，归根结底都取决于数字经济模式能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解决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换言之，我们对数字经济下内循环的理论分析要紧扣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问题展开。
二、数字经济运行的微观和宏观机理分析
数字经济是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的运用交织在一起的。在现有文献中，经济学并未对数字经济给出明确定义。我们在理论上对数字经济下定义，需要分析数字经济运行的微观和宏观的交融状况，也就是说，需要把单个厂商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分析提升到对全体厂商的总量分析上来，以便在揭示其微观和宏观机理的基础上解析数字经济概念。不过，基于数字经济下的单个厂商或全体厂商的投资经营都是融合于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的事实，我们可以将数字经济理解为以大数据为基本分析要素、以互联网为运作平台、以人工智能为操作手段的市场运营模式。很明显，有了针对实际且相对明确的定义，我们分析数字经济的微观和宏观运行机理就有了清晰的思路，研究数字经济下的内循环为主战略也就有了分析路径。
厂商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投资经营决策，标志着市场资源配置方法和手段的变化，这种变化将构成数字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
在工业化时代，厂商是根据市场反馈的供求关系和价格信号等进行投资经营的，这种信息不完全背景下的经营方式，不是以大数据为分析底蕴的事前决策，而是一种以部分信息为依据的定性于事后评估的投资经营方法。一百多年来，经济学依据供求关系和价格信号对厂商投资经营展开了一系列堪称精美的理论研究，但始终没有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追溯其源，是因为经济学家长期采取以不完全信息进行推论的因果思维，没有采取近几十年才兴起的以大数据分析为依据的因果思维。大数据思维引导下的厂商投资经营的一般场景，可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搜集、储存、分类和整合大数据，第二个阶段是加工和处理大数据，这两个阶段共同构成了数字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经济学家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