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治疗白癜风医院 http://baidianfeng.39.net/bdfby/yqyy/黑孩，曾任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摘》《青年文学》编辑，年开始文学创作。出版短篇小说集《父亲和他的情人》、散文集《夕阳又在西逝》《女人最后的华丽》、长篇小说《秋下一心愁》《樱花情人》等。另有翻译作品《禅风禅骨》《日本新感觉派作品选》《女性的心理骚动》《樱花号方舟》《中学生与问题行为》《死亡的流行色》等。现定居日本，在日本期间先后出版了散文集《雨季》、长篇小说《惜别》等。
黑孩早上，我从日本给妈妈打电话，第一句话就说：“生日快乐”。妈妈很高兴，告诉我她正准备出门去美容院，还说她中午前要赶回家。我已经从三姐那里听说了，哥哥姐姐们都安排好了，中午要在妈妈家，给妈妈贺寿。电话里妈妈的声音很洪亮。说到我的哥哥姐姐们，虽然都不是有神论者，却相信73和84是数字中的厄介，所以妈妈的生日，他们想隆重地办一下。用哥哥和姐姐的话来说，隆重可以“冲邪”。妈妈刚好八十四岁。但中午我再次打电话到妈妈家，没有人接电话。给三姐打电话，三姐说妈妈突然发高烧，去找医生看，医生当场安排妈妈住院了。三姐补充说：“应该没有什么大病。可能是因为妈妈的年龄比较大，所以医生才让妈妈住院作全面检查。”不过是感冒，吃点消炎药，打几个吊瓶，烧退了，妈妈就会出院的。我们都这么想。第二天晚上，我又给三姐打电话。三姐说妈妈的烧一直不退，验血结果虽然出来了，但查不出有什么地方不正常。三姐又补充说：“那个小护士不行，扎针扎不准，每次都扎好几次。妈妈的胳膊都被扎青了。”我这个人，几乎很少失眠，只要脑袋挨上枕头，马上就会睡着的。但妈妈住院的这个夜晚，虽然我很困，透过窗帘照在床头的一丝月光使我觉得不舒服。只要一睁开眼睛，墙壁是青色的，被子是青色的，我甚至觉得我睡觉的房间也是青色的。失眠原来是如此难熬的时刻。翻来覆去中，我自然而然就想到了一件事。那是好多年以前，妈妈也住过一次院，是什么病我忘记了，反正做了手术。医院住了大约一个星期。那一次，我特地从日本赶回去。病房里只有我跟妈妈两个人的时候，妈妈躺在病床上，握着我的手，悄悄地问我住院费和手术费会不会太高，医疗费会不会没有人承担。爸爸死了以后，妈妈靠一点点的养老金生活。我常常从日本给妈妈寄一些钱，哥哥姐姐们每个月多少也给妈妈几个钱。妈妈一共有六个孩子，医疗费平摊六份的话，应该不会是太大的负担。因为是这样的理由，妈妈如此担心她的医疗费令我觉得惊异。哥哥姐姐们，医院看望妈妈，只是不像我，反正没有家，干脆睡在临时搭在妈妈的病床旁边的铁丝床上。从早到晚，我一整天都守在妈妈的身边。那时我望着妈妈说：“你不要怕。这次的医疗费就让我一个人包了吧。”我说的是真的。我自小离家，一直没有照顾过妈妈。原则上，有力的出力，出不了力的，出钱也行。妈妈当场流了泪，好像松了一口气。妈妈流泪的时候，我的心里酸酸的。过了一会儿，妈妈小声地对我说：“谢谢你。”我的心，本来就酸酸的，妈妈说谢谢我，我觉得不自在，难过得想哭。我对妈妈说：“没关系，没关系，我是你女儿，你把我养这么大，我应该报答你。”于是妈妈使劲儿握着我的手，握了很长时间。长那么大，我还是第一次在妈妈的身上看到了不安和怯懦。妈妈老了。也许是因为年龄大了，妈妈没有安全感。而我们每个人都会老起来。但真是闹心，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妈妈肯定又在担心她的医疗费了。我真想马上赶回去看望妈妈，像上次妈妈住院一样，让妈妈牵着我的手。而我呢，会再一次告诉妈妈，我愿意承担所有的医疗费。晚上，丈夫从公司回来，他在日本的一家出版社工作，一天到晚总是在忙着编书。听了我的话，他对我说：“你啊，我觉得你应该回去看一看妈妈。妈妈年纪大了，每看一次，就意味着见面的机会减少一次。日本和中国，虽然坐飞机三个小时就到了，比去冲绳还近，但真回去一次，其实并不容易。话说回来，你有多久没有回家了？”我想了想，回答说：“五年，或者六年了。”丈夫吃了一惊，但没有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端了一杯咖啡到我身边，问我：“妈妈有生命危险吗？”我反问丈夫：“听三姐说是发烧，应该是感冒吧，感冒会有生命危险吗？”丈夫说：“可能性不大。”话是这么说，到了第三天早上，我还是迫不及待地打通了三姐的电话。三姐告诉我，昨天夜里，妈妈已经被转移到集中治疗室了。我吓了一跳，一口气追问下去：妈妈危险吗？妈妈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医院都确诊不了，所以不知道是什么病。三姐还告诉我，因为妈妈的嗓子里都是痰，喘不上气来，所以喉咙里被插了一根胶皮管子，妈妈现在没有办法说话。这时候，我发现三姐说话有一个特点，就是把最关键的话，放在最后说，每一次都是这样，令我觉得每次在放下电话机前都被她扎一针，很痛。三姐说：“妈妈的嘴角和嘴唇，全是血迹，黑色的血迹。”我真想知道那些血迹是怎么来的，却没敢问。我跟三姐通话的时候，正坐在窗前的沙发上。天气很好，十月的阳光将房间的墙壁照得十分明亮。我的身边坐着刚满四岁的儿子。儿子出荨麻疹，肌肤上一块块红色的斑疹看起来像山丘。我一边跟三姐说话，一边用冰袋给儿子冰出疹子的地方。儿子正在看电视。三姐还在说妈妈的事。三姐说妈妈的喉咙里被插了管子以后，因为说不了话，所以有什么事征求妈妈的意见时，妈妈只能摇摇头，或者眨眨眼睛，不知道妈妈到底在想什么。但三姐补充说：“妈妈好像一直在寻找什么似的。我们都觉得妈妈是在找你。”然后三姐停顿了一下，问我说：“你觉得妈妈是不是在找你呢？”我放下手里的冰袋，站起身，走到窗前，朝窗外望了一会儿。人行道上，几个人匆匆走过白色的石阶，此时此刻，灿烂的阳光白得令人难以承受，我把窗帘拉上了一半。重新坐下来的时候，感觉比刚才舒服了很多。我脑子里映出妈妈的样子，妈妈没有任何变化，温柔的微笑和疲倦的神情。妈妈的确就是这个样子。三姐在电话的另一端重复地问我刚才的问题，声音很大：“你觉得妈妈是不是在找你呢？”我不禁点着头，口里跑出来的话却是：“都什么时代了，医疗如此先进，怎么会查不出妈妈得的是什么病呢！”三姐回答我说：“医生也很为难，只告诉我们查不出毛病来，因为验血后得出的所有的指标都属于正常范围。”三姐补充说：“高热不退，靠喉咙插着的管子呼吸，妈妈看上去很难受。”三姐小个头，大眼睛，小嘴，跟妈妈长得很像。在我的眼里，三姐跟一些脆弱的小动物属于同类，兄弟姐妹里我最疼的就是三姐。三姐在电话的另一端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了。我也想哭，但我觉得自己一旦哭起来的话，也许根本没办法停止下来。而我的身边正坐着生病的儿子。我对三姐说：“你别哭。哭也没用。你哭会影响到我的心情。”但三姐还在哭，我的心被三姐的哭泣搞得破碎不堪，好久好久不能说话。我快憋不住想流泪的时候，三姐突然停止了哭泣，对我说先聊到这儿，妈妈的事，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会马上通知我。三姐真是个怪人，情绪转变得这么快。但我松了一口气，连声对三姐说好。三姐还嘱咐我每天都要给她打电话。最后，三姐补充说：“你离得远，可能比我们还要担心妈妈。但我知道，你一个人在海外并不容易，所以你不用太担心的，我们有这么多人在妈妈的身边。你自己也要保重啊。”三姐想挂掉电话的时候，我忙叫住她。我问三姐：“妈妈有没有上医疗保险？”三姐停顿了一会儿说：“没有。”我接着问：“为什么？”三姐说：“妈妈的年龄太大了，保险公司不给上保险。”我已经好久没有在国内生活了，不懂得年龄大了为什么上不了医疗保险。自年2月来到日本以后，国内所有的变化，我都不知道了。尤其我怀疑，说妈妈年龄大，也许只是哥哥和姐姐没给妈妈上医疗保险的一个借口。日本的父母，基本上不跟孩子一起住，所以也不照看孙子和孙女。尤其我丈夫的父母不在东京，在大阪，所以儿子生病的话，我总是足不出户，寸步不离地守在儿子身边。我决定给婆婆打电话。寒暄后，我直截了当地问婆婆能不能来东京帮我照看几天孩子。至于是什么原因，我没有说，我怕说了给婆婆增加负担。婆婆说她年纪大了，当真帮我照看孩子的话，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担当不起。挂了电话后，我很生气。一整天，我就坐在沙发上陪儿子看儿童节目。到了夜里，我很困，但还是睡不着。我又失眠了。我住的地方是居民区，离闹市远，所以夜非常静。夜无声无息。丈夫回来得很晚，洗过澡，想上床睡觉的时候，我坐起来，对他说：“我今天才明白，自从跟你结婚，一直到今天，对你妈妈，我为什么一直无法将妈妈叫出口。”丈夫问我为什么。我说：“跟你结婚的时候，你妈妈没有一点儿表示。我生儿子的时候，你妈妈同样没有给一分钱。”我觉得自己已经无法收口，“不仅如此，我坐月子的时候，你叫你妈妈来照顾我。但是，你去出版社以后，你妈妈早上烤面包，中午煮面条，晚上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菜。你妈妈想照顾你，应该挑日子，而不是在我坐月子的时候。早上面包，中午面条，我没有奶水是正常的，你妈妈却说奶水跟食物没有关系，跟我的精神有关。”我好不容易收口了。丈夫挨着我坐，尴尬地拍了拍我的肩，他知道我一直对他妈妈有看法，但他了解我，知道我的心情很坏，不过拿他出气。实在是很愚蠢，我很闹心，不知道除了用丈夫出气以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舒缓乱糟糟的心情。然后，丈夫钻进被窝，告诉我他很想睡觉，并很内疚似的牵住我的手说了一声抱歉。丈夫很快打起呼噜来了。呼噜声像一只熟悉的猫，慢慢地走近我的脑海。在我觉得腰酸背痛的时候，一夜过去了。丈夫最早从床上下来，梳洗过，吃了饭，然后走了。也许我的样子不好看，出门之前丈夫对我说：“你不该这样萎靡不振。凡事要往好的方面想才对。”我坐在床头盯着儿子。晨曦照着床头。看样子，儿子还会继续睡下去。出乎我意料的是，儿子的荨麻疹一夜之间就好了，一块块障我眼目的红斑一下子消失了。医生说荨麻疹像潮汐，退了还会再出来。但我依然觉得心里多少腾出了一小块空隙，刷牙时牙膏的柠檬气味浸到那一小块空隙里，有一种清凉舒畅的感觉。也许丈夫说得对，我应该往好的方向想。我希望今天妈妈会有好转。晨曦已经隐去，太阳升起来了。我的手机响了。一直以来都是我给三姐打电话，三姐却突然打电话给我了。接电话的时候，我觉得心头有一阵忙乱，但我尽力控制自己安静下来。果然，三姐告诉我说：“今天早上，妈妈从集中治疗室出来了。”我高兴地问：“妈妈的烧退了吗？状况好转了吗？”三姐说：“没有。”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沉默了一会儿后，我问三姐：“既然妈妈没有好转，为什么会出集中治疗室呢？”三姐说：“你为什么这样问呢？”不等我回答，三姐突然大声地说：“我们也没有办法，是医院让妈妈出来的。”我问：“为什么？”三姐说：“还不是因为钱！医院，跟你在国内的时候不太一样了。要提前交押金才让住院。更不必说集中治疗室了。”我已经从朋友那里听说过类似的事情了，最怕的就是生病，为了治病，有的人倾家荡产。我对三姐说：“那就先交钱啊。”三姐说：“你说得容易，但我手头的钱已经用光了。其他的人，大姐、二姐还有哥哥和老四，都说没有钱。没有一个人肯拿钱出来。换了你，你会怎么做？话说回来了，即使每个人拿几个钱出来，顶多维持一个晚上，至多维持两个晚上。你不知道，一个晚上要多少钱啊。”三姐提示我注意钱的问题，这一点她说的是对的。为了不至于搞错了，我问三姐一个晚上要多少钱。听了三姐的回答，我吃惊不小，想不到这么贵！但我还是松了一口气，忍不住地问：“那么，我留给妈妈的钱呢？我留给妈妈的钱足够支付的啊。”三姐解释说：“妈妈住院后，用的钱就是其中的三万。但是三万根本不够，我还跟朋友们借了点儿钱。”我问三姐：“那么，另外的那些钱呢？”三姐又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了：“就是这些了，还幸亏我当时帮妈妈存下来呢。剩下的那些钱，早就从妈妈的手里跑掉了。”三姐说她一直不敢告诉我这件事，事到如今，除了觉得十分遗憾，还觉得很抱歉。“十分、很”这些字眼使我变得激动不安。我打断了三姐的话。我是无法梳理自己的心情，与其说乱糟糟的，不如说是觉得孤零零的。一心只剩下愤怒，我不高兴地对三姐说：“我卖掉了北京的房子，我一分钱都没有拿。那么一大笔钱。我把那么一大笔钱全部留给了妈妈，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这种用钱的时候，妈妈的手里不至于缺钱。那么大的一笔钱，你却告诉我它们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三姐一连串地说：“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你骂吧，骂吧。”三姐很知趣地沉默着，我想起我最不该责怪的也许就是三姐，努力平静了一会儿后，我说：“再问一遍，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吗？”但是三姐小声地说：“是真的。”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闭上眼睛，觉得马上会晕过去。上次妈妈住院，我一直陪到最后。妈妈出院的时候，我临时决定去了一趟北京。我在北京有一套房子，房子不大，一室一厅，但地段特别好，在中关村。我去北京，本来是想立刻卖掉那个房子，但一个朋友劝我等一等，他说他的妹夫在房管所工作，可以让他的妹夫帮忙卖一个最好的价。我当然也想卖一个好价格，于是就决定等一等。我对朋友说：“如果你妹夫帮我把房子卖出去了，请你把钱直接汇给我妈妈好吗？”我给了他一个妈妈的银行账号。朋友说没问题。我跟他握手说：“那就一言为定。卖房子的事，全部拜托你了。”过了没多久，朋友说有人想买我的那个房子，他说了一个价格，问我能不能接受。其实，离开北京二十多年，我根本不知道房子的行情。既然是朋友帮忙，我觉得一切都可以按照朋友的意愿来进行。我对朋友说：“随你的意愿办吧。你若觉得合适，就帮我卖了它。”到了关键的时候，朋友好像不太喜欢我卖掉房子。他说房子不卖的话可以作别院用。还说我回国的时候可以住在那里，比住旅馆好。朋友给我提了一个建议，建议我出租那个房子，至于租给什么人，直接由他帮我找。我回答说我没有国内的银行账号，房租转来转去的太麻烦，我不喜欢在这种地方花太多的精力。于是朋友问我真的不后悔卖房子吗？我故意答非所问，对他说不后悔，还说不后悔是因为我想我妈妈手里可以有一大笔钱。朋友说给妈妈的钱，可以坚持不断地分批给，不必特地卖了那个房子。我跟他解释说：“虽然是给妈妈钱，但跟钱其实并没有太多紧要的关系。”朋友不懂，我进一步解释说：“如果我想给妈妈安全感，就是给妈妈一辈子也花不完的一大笔钱。”关于我的这个想法的初衷，朋友一无所知，他无奈地说他理解不了我的意思，并希望我将来不至于后悔。也许有一天我真的会后悔，但我知道，眼前的心情才是最真切的。我爱妈妈。朋友将钱汇到妈妈的账号后，我给三姐打电话，让她带妈妈去银行确认一下。我让三姐顺便取出五万元。我对三姐说：“你，还有其他的姐姐和哥哥，每个人一万元，算我的一点心意。你帮忙分一下钱吧。至于剩下的钱，那可是一大笔啊，你让妈妈千万收好了。够妈妈用一辈子的了。”三姐问我二姐那里要不要给她钱，我说当然要给。三姐说她知道了，高兴得对我说了好多遍谢谢。或许我沉默得太久，三姐说对我卖掉房子的那笔钱她也很难过，很遗憾。我说难过遗憾归难过遗憾，关键是怎么解决眼前所面临的问题。我以为是妈妈自己把钱都分给了哥哥姐姐，于是问三姐，是否可以告诉我她从妈妈那里分到了多少钱。三姐说她根本就没有从妈妈那里分到钱。然后三姐几乎是埋怨似的说：“你知道，我们姐妹里，妈妈最疼的就是老四。妈妈总是不断地偷偷给老四钱。不仅如此，老四买房子，老四的孩子结婚，妈妈都没少给钱。老四装修房子，买的新的家具，用的都是妈妈偷偷给她的钱。那些钱都是你卖房子的钱。但是妈妈住院后，老四说她手里没有钱。老四一分钱都没有拿出来。”我没有说话。三姐迟疑了一下，问我现在是不是很生气。我说我不是生气，我是觉得难受。我说的是真的。对于妈妈来说，哪个孩子她都会心疼，就是不心疼我。妈妈总是不断地让我帮助这个姐姐那个姐姐，好像我这样做是应该的，好像我赚来的钱都是白捡的。而现在，我耿耿于怀的是，我给了妈妈那么一大笔钱，钱却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妈妈不仅勉强她自己，还勉强我。三姐说：“这些事，我本来不想对你说的。这么说罢……你要保证不要把我说的这些话，传到其他人的耳朵里。”我很客气地对三姐说：“你也知道的，我在日本的这么多年，除了妈妈，只跟你一个人联系。”三姐叹了口气说：“妈妈这样对老四，我也能理解，因为老四的婚姻不幸福，妈妈一直都心疼她的。但是……”说到这，三姐哑住不说了。我说：“你放心说吧，我不会追究这件事，也不会追究任何人。你也明白，我是有权利知道那么一大笔钱是怎么跑掉的，跑到哪里去的。”三姐再次让我保证不把她的话说出去。我保证了。关于这一大笔钱的事，说实在的，虽然我保证三姐的话不对其他人说，但是不妨碍我考虑考虑今后应该怎么做。想讨回我的钱给妈妈治病的心情是真的。一直以来，我总是一边不断地远离我的哥哥和姐姐，一边又跟他们藕断丝连。我这样做，正如三姐所说，是因为他们跟我一样，是同一个妈妈生出来的。情感这种东西，界限模糊并且脆弱。虽然我跟哥哥和姐姐是同一个妈妈生出来的，但是，发生了太多的这种事和那种事，经常使我觉得我情感的边缘，生出一些痛苦的变形。一些本质的东西凌乱不堪，我常常觉得没有办法清晰地感知。我几乎不跟哥哥和姐姐联系，好像不关心他们，可是一旦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却也觉得难过。至今为止，我一直以为难过不过是一时的坏心情，来了，但是最终还会走开。跟哥哥和姐姐相处的时候，我总是努力躲开这种难过的时刻。但这一次，想躲也躲不开了。我看到了一种令我觉得恐怖的东西。原来有一种令人恐惧的东西，一直都存在着，在现实情境的空隙里，一直在等待某一个时刻。“关于二姐，”三姐说，“有一天，都半夜了，二姐的儿子突然给妈妈打电话，说她妈妈医院了，有生命危险。但是因为交不了押金，医院不让住院。”三姐接着说：“以后的事，你应该能够想象得出来。”我问：“二姐跟妈妈要了多少钱？”三姐说：“两万。”我说：“二姐的病呢？已经好了吗？”三姐说：“问题就在这里。妈妈一大早把钱打到二姐的账号上，医院看二姐。但是二姐的儿子说他妈妈已经脱离了危险期，在自己家里。妈妈又去二姐家，二姐活蹦乱跳的。”我问三姐：“二姐把钱还给妈妈了吗？”三姐气愤地骂：“真不是个东西。妈妈发现二姐骗了她，让二姐还钱，可二姐就是不还钱。二姐根本就没生病，她儿医院，不过是一个谎话而已。你说，妈妈能见死不救吗？不管怎么说，二姐到底也是妈妈亲生的啊。”我一直在听三姐说话，这时我打断三姐：“二姐从妈妈手里得了这么多钱，妈妈住院后，她应该会拿出一点儿钱出来吧。比如意思一下什么的。”三姐憋着火儿说：“二姐这个人，你也了解她的。她怎么会拿钱出来。钱到了她的手里，谁都别想要出来的。”这也是我的看法。尤其是，不仅仅是二姐，哥哥和四姐也不相上下。二姐没受过什么教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去农村待了几年。之后回到城里，但因为选择了名字好听的环保局，医院里工作，结果扫了一辈子的大街。我无法忍受的不是二姐，是她找的那个男人。一天到晚地喝酒，喝了酒后就耍酒疯。我刚出国的时候，有一年回妈妈家过年，这么巧跟二姐家和三姐家赶在一起。二姐的男人先喝了白酒，然后喝啤酒，找碴儿跟哥哥打架。他的身长至少也有一米八，骨骼大，肩很宽，看上去像一个运动员。他揪着哥哥的前衣襟，哥哥本来个子就矮，被他揪了衣服前襟后，双脚都不着地了。哥哥对他说：“你喝多了，早点儿回家休息吧。”他火了，抬起手想打哥哥。说时迟那时快，我跑去厨房拿了一根木棒，是妈妈用来擀面条的擀面杖。我把木棒高高地举过头顶，对他说：“酒鬼，不要在我妈妈家找事。”他问我：“你想怎么样？”我说：“我要你滚。”在场的人都呆在原地，过了好半天，妈妈才对我说：“有话好好说，先放下擀面杖。”他说：“你真的敢打我？我是你的姐夫。”我保持着举棒的姿势去大门口，打开门，对他说：“你现在只是一个在我妈妈家里闹事的酒鬼。你要打的人，是我哥哥。你到底滚不滚？你再不滚，我真打了。”于是他真的放下我哥哥，哼哼唧唧地走了。我关上大门，上了锁，放回擀面杖，对有点儿不痛快的二姐说：“抱歉，我本来不想这么做。我有点儿冲动了。”二姐呢，我说话的功夫已经收拾好随身携带的东西，不看我，看着她的儿子说：“我们走。不管怎么说也是长辈，这样对待长辈，太少教了。”在猛烈的摔门声中，二姐和她的儿子离开了。我知道二姐说的“少教”的人是我。先是一阵寂静，之后是我第一个笑起来，然后三姐跟着笑，妈妈也笑了。哥哥在旁边愁眉苦脸的。正如三姐所说的，“以后你来妈妈家的时候，二姐再也不会来了。”就这样，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我跟二姐真的有二十年没有见过面了。我们互相躲避，不通音讯。不过，我卖掉北京的房子，给哥哥和姐姐分完钱后，三姐曾经告诉过我，说二姐让她转告我，谢谢我还记得关照她。我问三姐当时是怎么回答二姐的，三姐说：“我跟她说毕竟都是一个妈妈生的嘛。”我非常满意三姐的回答。假使要我亲口回答二姐，也是同样的一句话。除此之外，我找不到任何其它的理由。三姐说大姐更阴险。三姐举了好几个例子。妈妈手里有了钱以后，大姐突然要妈妈搬到她家里住，说她自己的年纪也大了，退休了，有时间照顾妈妈了。三姐说：“可是你知道大姐的那些毛病。如果不是贪图妈妈手里的一大笔钱，她会让妈妈去她家里住吗？”我当然知道大姐的那些毛病。大姐每天会洗无数次手，每次洗手都会洗五分钟以上。大姐的家轻易不允许人进去。连大姐的亲生儿子，放学后回家，因为两个房间都被大姐上了锁，也只能在狭窄的厨房等到大姐下班。为了什么去大姐家我忘记了，只记得那一次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去的。大姐用身子挡着房间的门，左手高高地撑着门框。我跟爸爸妈妈站在门外的厨房。至于说了些什么话，我也忘记了，只记得时间很短，也就说了两三句话而已。回家的路上，爸爸对大姐没有请他进房间的事耿耿于怀，一路上都在对着妈妈骂大姐：“连她本人都是我们生的，她却嫌我们脏，不让我们进屋。你是她老妈啊。我是她老子啊。不是吗？”妈妈对爸爸说：“算了吧，你也知道她这么做是因为她有病。”爸爸问：“什么病？”妈妈说：“说简单了，就是洁癖症啊。”爸爸说：“我看得清清楚楚，她只是不稀罕我们，怕我们累赘她。”也许爸爸说得对。有一次，我从日本回国，大姐说她想到日本看看，拜托我帮她办理探亲手续，我答应了。大姐让我跟妈妈去她家玩。那一次，大姐让我跟妈妈进了她的屋子。大姐大我二十岁，所以我记事的时候，大姐已经结婚了。我的记忆里，没有跟大姐一起生活过的印象。那次是我第一次目睹大姐的生活环境。最早是妈妈站在门槛上，过了好长时间都不迈步进屋。于是大姐在屋里招呼说：“快进来啊。”妈妈踮着脚尖问：“可以吗？真的可以吗？”妈妈进屋后，我跟在妈妈的身后也进了屋。四方形的房间里，一张双人床，两个大衣柜，一台不太大的电视机。除了衣柜，电视和床都罩着用白布制作的套子。窗帘只开着一丝缝隙，所以不知道窗外是什么景象，也搞不清房子是否朝阳。没有沙发和椅子，大姐让我和妈妈坐在双人床的床边上。大姐打开手包，从里面取出一盒香烟，抽出一支给妈妈，然后抽出一支叼在自己的嘴上。大姐飞快地用打火机点燃妈妈和她自己嘴里的香烟。在大姐和妈妈抽烟的过程里，她让妈妈手里拿着烟灰缸，还示意妈妈将烟灰缸举在下巴的位置上。大姐站在妈妈的眼前。妈妈模仿大姐，每抽一口香烟，都赶快在烟灰缸里抖掉烟灰。因为妈妈和大姐过于神经质地做这件事，所以期间没有人说过一句话。抽完烟，大姐用吸尘器吸地，吸到我跟妈妈眼前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同时抬起双脚。我觉得待久了不太合适，跟妈妈说我们走吧。也许妈妈跟我一样感到别扭，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快要跨出门槛的时候，大姐叫住我。大姐说：“你来过我家了。以后从日本回来，再来我家玩吧。”出了大姐的家，走了一段距离后，我对妈妈说我再也不想到大姐家玩了。妈妈对我说：“我知道你觉得别扭，但是，春还是第一次请人到她的房间里呢。”妈妈叫大姐春。顺便说一句，妈妈叫我秋。我本来以为，春与秋是妈妈刻意为我们起的名字，名字里包含着什么说法。但我曾经问过妈妈，妈妈回答说，春与秋叫起来方便而已，什么说法都没有。之后妈妈问我：“你觉得应该有什么说法吗？”我也没想出有什么好的说法，但总是觉得一春一秋很有意思，可以用肌肤，用温度来体会。话说回来，总算是进过大姐的房间了。妈妈提醒令我感到惊异，我点点头，对妈妈说：“我的确有点儿受宠若惊。”三姐告诉我，妈妈住院前的两个星期，其实是住在大姐家的，因为哥哥和姐姐们要给妈妈过生日，妈妈才临时回自己家的。我跟三姐问起大姐夫，三姐说他们两口子的事搞不清楚。三姐说：“妈妈去大姐家住之前，两口子经常到妈妈家蹭饭吃，一起来，一起回家，但是从来没看见他们对过话。”我说：“我去过大姐家，不敢相信妈妈会在大姐的家里住下来。”三姐说：“你也知道大姐的那些毛病，妈妈肯定受拘束。”我说：“妈妈没说要回自己的家里住吗？”三姐说：“妈妈当然想。我们也想妈妈回自己的家里住。有一次，哥哥给妈妈打电话，说要去接妈妈回家住。哥哥打电话的时候，大姐正在妈妈身边，听哥哥说，大姐从妈妈手里抢过电话，说哪个敢来接妈妈，就让他头破血流。”我笑了一下说：“这么狠。”三姐跟我一样笑了笑：“但是妈妈搬去大姐家的时候，大姐让妈妈把存折一起带到她的家里去。听妈妈说，存折被大姐管理了。妈妈想用钱，得通过大姐。所以，即使妈妈想回家，也得先取回自己的存折才行啊。”我很吃惊，问三姐：“会有这样的事？”三姐说：“再说了，她跟妈妈说她老了，跟大姐夫已经是家内分居了，退休后一个人待着闷出病来了，跟妈妈一起住，可以相互做个伴，还可以借机会孝敬一下妈妈。”停顿了一下，三姐补充说：“开始，我们也以为妈妈有个人说话比较好，只是没有想到妈妈会把存折交给她。”然后三姐问我对这件事是怎么想的。三姐说大姐叫妈妈去她家里住，是为了把妈妈钱骗到手。在三姐指点我之前，我已经是这么想的了，但是我还是安静地听三姐把话说完。我没有回答三姐是这样或者不是这样，事到如今，是与不是，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个傻瓜。放下电话后，家里家外都很安静。过了一会儿，忽然有一只小鸟在窗外的电线杆上鸣叫起来。说真的，我本来是担心妈妈的，但现在有点儿怨恨妈妈，医院赶出集中治疗室，是妈妈的自作自受。关于我留给妈妈的那一大笔钱，我大致知道它们跑到哪里去了，是怎么跑去的。但现在不是议论钱的时候。我看了看墙上的挂历。10月7日，星期六，大安。星期一，是日本的体育日，所以日本三连休。我说我会寄钱给妈妈，让三姐给我她的银行账号。可是我让三姐等三天，因为日本的各大银行都休息。三姐立刻说谢谢。我嘛，我不太喜欢这种口头上的东西。我也是妈妈生的。妈妈需要钱的时候，我能给妈妈钱，这对我来说，也是好事。三医院看妈妈，有什么事情的话会通知我。电话挂掉以后，我觉得脑袋里乱糟糟的，一想到儿子对许多东西有过敏症，想即刻赶回国看望妈妈的意图就泄气了。我回国，我不回国，妈妈的状况都是一样的。但我回国的话，必须带着儿子，我的状况却是不一样的。我从来没有感到如此的无力。晚上，我对丈夫解释了一大堆后，告诉他我需要听听他的主意。丈夫知道我不回去看望妈妈是因为儿子，他大度地对我说：“需要多少钱，你看着寄吧，不要在乎我。”在这种时候，我竟然喝了两罐啤酒，头发晕，心跳加快。酒精将白昼的烦恼和苦痛淹没了。不过，我本来不想用喝酒这种方法解忧的。当天，三姐再也没有给我电话。没有电话我反而放心。8号，将近中午的时候，我给三姐打电话。问到妈妈的事，三姐说她正要找我，想跟我商量一件事。我问什么事。三姐说妈妈喉咙里的痰太多，喉咙里插的胶皮管已经很难保证妈妈呼吸了。医生让家属做决定，要么就是把喉咙开个洞，直接往外边吸痰，但这样的话，妈妈就跟植物人没有太大区别，要靠机器维持生命。要么就是撤掉现在的胶皮管子，但妈妈的生命就很危险。三姐问我：“你说，应该怎么办？”三姐问我怎么办，我就知道哥哥姐姐们是将责任推到我这里了。原则上，我拿钱出来，哥哥姐姐就会选择给妈妈割气管。我一直说我是妈妈的太阳，妈妈的月亮，像大海一样深深地爱着妈妈，但此刻我却无法马上作出答复。我使劲儿握着电话机，仅仅是一瞬间里，脑子里却一下子蹦出了好多想法，但没有一个想法是行得通的。过了一会儿，三姐说她非常理解我现在的混乱。三姐的声音里带着哭腔。我的心里堵塞了一般。犹豫了一阵子，我问三姐：“你没有问问妈妈吗？妈妈本人是怎么想的呢？”三姐说：“你知道妈妈不能说话的。我把医生要在喉咙上开洞的建议跟妈妈说了，妈妈一个劲儿地摇头。我想妈妈是反对。”话说到这里，三姐就不再接着说下去了。我明白了，我把哥哥姐姐推在我身上的那个责任，又推到妈妈的身上了。而三姐什么都懂。过了好久，三姐对我说：“我们都希望妈妈好。但我们都有自己的生活，有孩子，我们都不是有钱人，靠一点点儿的工资生活。”我回答了一个字：“对。”三姐吃了一惊：“原来你也是这么想的吗？”我对三姐说：“事关妈妈的生死，我也很难作决定。你给我一点儿时间好吗？我想好好地想一想。”好好地想一想，其实就是想跟丈夫商量一下。也许是担心我，难得丈夫回来得这么早。饭菜很简单，两块煎牛排，丈夫一块，我跟儿子一块。然后是生菜、黄瓜和西红柿几样蔬菜。儿子挨着我坐，丈夫坐在我的对面。我一口接着一口地喝啤酒。也许是我的沉默令丈夫感觉到压抑，他没话找话，让我多吃一点儿蔬菜。儿子打开电视机，新闻正报导中国召开的会议。儿子想换频道的时候，丈夫让他等这条新闻播完了再换。丈夫对我说：“中国又迎来了新的时代。”我只是“嗯”了一声。我并非不关心时事，但此时此刻，我的心思全部都在妈妈的问题上。过了一会儿，丈夫问我：“妈妈怎么样了？有没有好转？”我去厨房拿来一只杯子，注入一半的啤酒。我把杯子递给丈夫。丈夫不太会喝酒，但他没说话，从我的手里接过杯子，喝了一口啤酒。我说：“在说妈妈的事情之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丈夫问：“什么问题？”我说：“你是怎么看待安乐死的呢？”丈夫说：“很抱歉，我回答不了你的问题。因为我从来没有被迫作过这样的选择，不知道到时候，自己究竟会怎么做。”我觉得很难为情，丈夫说得对，没有经历过，当然是没法选择的。但是，这种时候，我需要丈夫帮我出出主意。我的心思，丈夫都看明白了。他看了看我，很认真地对我说：“如果你的疑问跟妈妈有关，那就另当别论。如果是妈妈的事，那么我们应该坐下来，好好地想一想，想一想应该怎么做。”我谢了他。妈妈来日本的时候，在我家里住过半年，丈夫跟妈妈相处得非常好。我吃了一口牛排，肉香细腻但却浓郁。我自己也不知道作了一个什么样的表示，于是丈夫对我说：“你若担心钱，我们的孩子可以去公立学校读书。你也知道，到大学为止，公立学校的学费，比私立学校差不多要便宜一千万。我的意思是，至少我们可以考虑一千万。”现在想一想，那个时候，一千万日元可以兑换一百万人民币。我再次谢了丈夫。其实，让儿子去私立学校读书，是我的选择。比起一个校长的教育方针，我更愿意儿子在有着某种哲学理念的环境中成长。我把三姐对我说的妈妈的情况，对丈夫重复了一遍。以为丈夫会惊讶，他却反问我：“你是怎么想的呢？”我回答说：“很复杂。喉咙上开个洞，靠机器维持生命，跟死人没区别还好，问题是比死人还遭罪。还有，最终到底会花多少钱，根本无法预测。”好像三姐说到这里就没有说下去一样，我也哑住了。丈夫说：“你的心情我明白。妈妈虽然说不了话，但妈妈摇头意味着妈妈不想割开喉咙。还有，其他兄弟姐妹的意见呢？他们是怎么想的呢？你应该跟他们好好地商量一下。”我的脸有些发烧。给妈妈延命，等于要花很多很多的钱。我的哥哥和姐姐，已经没有人往外拿一分钱了。能商量的只有三姐一个人，而三姐问我怎么办。但是我不好意思说出这个事实，怕丈夫会想：你们家里的人，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呢！俗话说：家丑不可以外扬。虽然丈夫对我很真诚，我却假装答应跟哥哥姐姐商量，早早地退出饭桌。丈夫问我为什么不吃饭，我说不饿。我刚刚读了一篇文章，是我特地在网上找到的。文章的名字是《巴金痛苦地为别人活着，曾要求安乐死》。妈妈住院的时候是年10月。巴金是年10月去世的。时间相差一年。文章里介绍说，医生赞扬巴金非常坚强，非常配合，因为有些治疗对年轻人来说都无法忍受，好比气管插管、胸刺等。文章还介绍说，巴金活着的时候，曾经说过“长寿对我是一种惩罚。”可见巴金其实是生不如死的。但巴金是公众人物，到死都要为别人活着，为别人作榜样。巴金要满足好多别人为他设置的心愿。据我所知道的就有：亲眼看到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成；老过千年；跨进新世纪；生日会上收到一百朵玫瑰。等等。妈妈平凡极了，没有巴金的声誉和地位，用不着为别人活着。所以妈妈的问题很简单，就是决定要不要在喉咙上割出一个洞。读完了这篇文章，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的心里轻松了很多，如果我决定不给妈妈的气管割洞，那也是为了让妈妈躲避痛苦。这时，睡意袭来，我躺倒在沙发上。“关于妈妈的事，”我无精打采地对丈夫说,“即使放弃让儿子上私立学校的念头，即使把一千万学费用在妈妈的治疗上，万一妈妈真的靠机器活下来，关键是，如果活好多好多年的话，妈妈会不会觉得生不如死。还有，一千万学费会维持多久呢？一千万学费用完了以后又怎么办呢？。”我再一次说不下去了。我的纠结是真的。在我的内心深处，常常会冒出令我觉得害怕的一个念头。假如妈妈死了，死了就完了。如果真的选择给妈妈的喉咙割出一个洞来的话，妈妈也许会不死不活地拖下去。除了妈妈本人痛苦不说，哥哥姐姐，还有我，我们的生活会有很大的改变。妈妈拖的时间越长，我们的生活就越发难以恢复。所以，我觉得那个洞，好像一个无底的深渊，不仅会最终吞噬掉妈妈，还会吞噬了我未来的人生。而我的未来的人生里，有我的儿子。我跟爱妈妈一样爱我的儿子。是的，是的，虽然我希望妈妈好起来，虽然我的心里充满对妈妈的爱，但是，到了这种时候，希望与爱都不管用了，我的脑子里总会看到另外的一些东西，它们在上面，在下面，在左边，在右边，它们是无边无际的恐惧，潜隐在我生活的某一些空隙里。这些恐惧在等待着我。丈夫说：“有一句话叫走一步算一步。日本的好多文化来自中国，所以你应该知道这句话，也应该知道这句话说的其实是视点问题。有时候，在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要看得太远，看眼前就好。我的理解是，我们要把眼前的事做到最好。好比妈妈的事，一千万能维持多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至少有一千万的治疗费，所以我们可以作选择。但因为有一千万，所以选择延命，这又是另外一码事。一千万能维持多久，也是另外一码事。你必须跟你的哥哥和姐姐好好地商量一下。最重要的，是妈妈的感受。”我模模糊糊地听丈夫的理论，嘴上一边说：“你说得对。”心里却觉得他的主意根本帮不了我。使我烦恼的是，我心里的不安根本挥之不去。我生硬地分辨出，我的心中有两份爱情，一份是对妈妈的，一份是对儿子的。我第一次觉得，同样的爱，却是两种情感，浓淡不同，深浅不同。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问丈夫：“如果一千万花光了，而妈妈还活着，还是治不好病的话，那时候又该怎么办？”于是丈夫说我想得太多太远，还强调说谁也无法预测未来的事。我莫名其妙地生起气来：“如果妈妈不把我卖房子的钱分掉的话……”丈夫打断我的话，说了一句“晚安”，很快就打起呼噜来了。夜里我做了好多梦，都跟妈妈的事有关。让我说说儿子的事。就在妈妈住院前的那个星期，有一天，儿子坐到我的膝盖上，哭着问我：“妈妈，为什么偏偏就是我呢？”我将儿子抱得更紧一些，几乎把他拥在怀里。我对儿子说：“因为上帝知道你勇敢，所以选中了你。上帝知道你一定会征服这种病。”儿子正上日本的教会幼儿园，所以用上帝来说服他的话，比较容易。接下去，我又说：“话说回来，并不是偏偏就你一个人。童真比你更糟糕，不能吃鸡蛋和面包，不能喝牛奶，除了白米饭、肉和蔬菜，什么都不能吃。吃了后就跟你一样，出荨麻疹。还有康祐，吃的东西里有一点点儿鸡蛋的话，医院急救，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而你呢，你什么都可以吃，所以你并不是最糟糕的。”童真和康祐是跟儿子同一家幼儿园里的小朋友。虽然我说的这种话只能安慰小孩子，但儿子的神情看上去不似那么绝望了。儿子在三岁的时候，有一次感冒发烧后开始咳嗽。咳得厉害，吃药也不管事，早晚尤其严重。小儿科医生说儿子患的是支气管哮喘。吃了一年多的药，病情未见好转，于是医生推荐了一种叫普米克的预防治疗药物，就是吸入支气管扩张剂。我犹豫了一个星期，最终决定接受。只使用了一次普米克，儿子的咳嗽就断了根似的突然止住了。我高兴得不得了：儿子的哮喘病好了。但是，不久后，儿子开始出荨麻疹。以为吃了药就好了，但药一停下来荨麻疹就又跑出来。医生说儿子得的是慢性荨麻疹。好长时间我都无法原谅自己的选择。如果不选择使用普米克的话，儿子顶多是早晚咳嗽而已。但过敏反应转到皮肤上了。一片片红疹从头到脚都是，又痛又痒又不好看。仿佛一种无法知晓的恶的生命从人的皮肤汹涌出来，像海的涨落，像天上的云雨。儿子连幼儿园也不能去。常常是一休就休一个星期。医生又让儿子试试类固醇。我不记得药的名字了。是一种粉红色的药片。真的是见鬼了！最早，只要半粒就可以控制一段时间不出麻疹，慢慢是一粒，再后来是两粒。两粒也控制不住了。接下来是三粒。我从网上得知这种药的副作用很大，不安围困着我，像一条不停地流动着的河流。有一天，我问医生：“我要怎么做，我的孩子才会不吃这种药，也不再出荨麻疹了呢？”于是医生给了我一张表，嘱咐我不要给儿子吃上面提到的东西。一大串名字里，都是儿子喜欢吃的东西：草莓、猕猴桃、黄瓜、西红柿、牛奶、鸡蛋、葡萄、芹菜等等。我说不出话来了。如果连儿子吃的东西都被剥夺了，活着还有快乐吗？这种情形维持了一年多。期间，儿子一出荨麻疹我就哭，就不让他去幼儿园。我觉得那些红斑见不得人，因为看见了红斑的人会觉得儿子太可怜，而这正是我最接受不了的。就在妈妈住院前，我给三姐打电话，说到儿子的病，于是控制不住地哭了起来。三姐说：“西医不行的话，你为什么不试一下中医呢？”医院，比较远的一家是预约制。我打电话过去，接电话的女人说预约的人很多，需要排队，最快也得等两个月。我等不及，开始给所有的朋友打电话，想找一个在日本的中医大夫。咨询电话甚至打到了香港和美国。终于有一天，一位朋友说他的朋友就是中医大夫，正好来日本出差，但明天就回国，如果我想咨询什么的话，不妨打电话过去问问。电话打通了，听我说了朋友的名字后，大夫希望在他等飞机的时间里见个面。我带儿子去了成田机场。在候机大厅里，在许多人里面，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位中医大夫。我的朋友向我介绍大夫的时候说：“白医生很消瘦，他的眼睛很特别，白边眼睛下，总好像在默默地思考着什么。”除了问诊，白医生还看了儿子的舌苔和肤色，还给儿子把了脉。一大堆说明怕我听不懂，白医生跟我打了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吃西药，等于把过敏反应不断地压缩到一个罐子里。罐子满了，当然就会收不住地跑出来。就是发疹。中医正相反，不压缩，而是把那些不好的东西从身体里排出去。一边排，一边改善体质。”我似懂非懂，但白医生说的形象鲜明，我觉得道理上懂了。白医生同样给了我一张表，上面都是汉方的名字，不仅有毒蝎子，还有蛇，我心惊肉跳。白医生要我有思想准备，说吃了中药后，一个月里疹子会比以往厉害很多，但是不要害怕，因为这正是把不好的东西排出去。白医生还说他开的这付药方至少要服用半年以上。最后，白医生嘱咐我说：“煎药的时候，要用砂锅，要用温火慢慢地煎。”我给幼儿园打电话。对幼儿园的老师，我说了全部的实情。然后我说儿子也许要休息一个月，也许要休息半年。幼儿园的老师回答我说：“身体才是最重要的，休息多久都行。幼儿园这里，根本不用在意。”妈妈住院的时候，儿子正处在这个特殊的治疗时期。好像妈妈住院的那一天，太阳一大早把温暖的光送进房间，我一边给儿子冰那些水泡一样的疹子，一边对儿子说：“你看，医生说对了啊，真的比以往严重得多。你体内的坏东西正在一点点儿地排出来，虽然痒，虽然痛，忍下来就好了。”我试着以各种语言安慰儿子。整整两天了，我的心被撕成了两半。一边担着妈妈，一边担着儿子。如果说我能够承受下来，大概因为我可以给妈妈一千万，还可以试图以中药根治儿子的病。我找不出理由放弃可能做到的所有的努力。有希望真好。希望令痛苦变得能够忍受。我问三姐可不可以给我其他哥哥和姐姐的电话号码，三姐说可以。但三姐嘱咐我，话说得不要太重，还特地重复了一遍她说过很多次的那句话：“怎么说，我们都是同一个妈妈生出来的。”我跟三姐说我不会做那些没有意义、无聊的事，就是因为都是同一个妈妈生出来的，所以才试着打电话。三姐没吱声，大概是没什么话可以说了。哥哥是兄弟姐妹里唯一的男孩子，是长子。我先给哥哥打电话。我跟哥哥谈起我的建议，最后安慰他说：“病治好了的话，割开的洞是可以缝合的。”哥哥说他也同意我的建议。我继续告诉哥哥，说如果决定做手术的话，妈妈就得搬回集中治疗室。哥哥问我三姐有没有告诉我价格的事。我说：“当然听说了。”我没有说出丈夫提及的一千万日元的事，哥哥沉默了一会儿，问我钱怎么办。我说：“六个孩子，一起想办法。总会有办法的。”哥哥说我在日本待得太久了，不了解那些姊妹。哥哥说他很愿意告诉我其他的姊妹是什么样子的。我本来想拒绝，但哥哥已经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了。哥哥说妈妈进集中治疗室后，老二和老四突然就看不见影子了。我问哥哥为什么不给她们打电话。哥哥回答说一直在给她们打电话，但就是打不通。然后哥哥问我：“你说，她们是不是故意不接电话？”我不想思考这个问题。这时哥哥又说：“叫老大把妈妈存折里的钱都交出来，老大就是不交。谁都知道你给妈妈的钱在她手上，她不拿出来，我们也没有办法。”接下去，哥哥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老大把钱拿出来。我告诉哥哥，我正试着努力，但对结果一无所知，钱已经在大姐的手上了。哥哥对我说，只有我才有权利要回那笔钱。从电话机里，我能感受到电话另一端哥哥的怒气。不知道为什么，疲惫再次蔓延到我的胸口。我对哥哥说：“抛开大姐，你能拿出多少钱呢？”哥哥回答我，说他说不出具体的数字来，因为他根本承担不起妈妈的所有的医疗费。“再说了，”哥哥补充说：“这么多姊妹，关键的时候，没有一个露脸的，都藏起来了，都忘恩负义。”哥哥乘此机会问我知不知道老三从妈妈那里要了三万元的事。我说我从三姐本人那里听说了，并解释说，三姐当初从妈妈手里拿了三万元，目的是为了帮妈妈存住这笔钱。哥哥说老三那样说，不过是在给她自己打马虎眼。我忽然有点儿烦，所以按捺不住地对哥哥说：“不管三姐的初衷是什么，如今三姐把这笔钱拿出来给妈妈治病了，这就够了。其它的都不重要了。事到如今，我最后悔的，就是没有把钱全部都交给三姐保管。”哥哥还想说什么，我打断他：“你也是，说来说去，除了钱就是钱。我本来想跟你商量一下妈妈今后的事。”哥哥解释说，就是为了妈妈今后的事才对我说这些事。哥哥住了嘴。沉默了一会儿，三思之后，我觉得即使跟哥哥说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了。而且我觉得前脑门冰凉。于是我对哥哥说：“算了算了，也是妈妈自己不好，也不想想我的感受，就把我给她的钱全部送人。我真有点儿生妈妈的气。不过，妈妈现在成这个样子了，如果听到了这些话，肯定会很伤心。我可能要来真格的了。”哥哥问：“你说的真格是什么？”我说：“要回我的钱。”哥哥说：“要是要，要回来的可能性不大。”哥哥说了他的主意。他要我先给大姐打电话，因为大姐比母。然后再给二姐打电话。哥哥告诉我大姐一般在下午才会接电话。哥哥说他有事要办，无法跟我聊下去了。哥哥挂掉了电话。时候不早了，我吸了一大口空气，然后慢慢地吐出来。窗外很安静，汽车开过去的声音格外清晰。我犹豫了很久很久，才决定给大姐打电话。开门见山，我要大姐把妈妈存折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给妈妈治病。我说：“你知道，那是我卖掉了北京的房子的钱。是我给妈妈养老治病的钱。”大姐说：“我哪里想到妈妈会突然生病呢？前不久，我刚把妈妈存折上的钱，都转到冰冰的账号上了。”我问大姐：“我给妈妈的钱，你为什么要转到你儿子的账号上呢？”大姐说：“妈妈年龄大了，头脑不是十分清楚。我年纪也大了，经常忘事，所以，我想到让冰冰暂时帮妈妈管理那笔钱。”我说：“既然如此，那么好吧，你尽快让冰冰把妈妈的钱拿出来。你知道的，妈妈现在住院，急着用钱。”大姐说：“真不巧，冰冰昨天出差了，去外地，要好久才会回来。存折又不在我的手上。”接下去，大姐提高了嗓门说：“你以为妈妈的存折上有很多钱是吗？妈妈被东骗西骗的，根本就没剩下几个钱。”一股怒气涌到胸口，深呼吸之后，我对大姐说：“如果你同意，我想给冰冰打电话。”有上面所说的理由，大姐不能拒绝我。但大姐明显不太高兴，对我说：“冰冰工作很忙，现在正值他提升的节骨眼上，你不要勉强他。”我不想理会大姐，随口说了声：“好。”然后顺便要了冰冰的电话号码。我是迫不及待地给冰冰打电话的。相互问过好，冰冰对我说：“小姨，我们有多少年没见面了啊。”我不想在这里耽误时间，应了一声“是”，然后直截了当地问他，“你知道姥姥住院的事吗？”冰冰说他妈妈告诉过他。医院看望过姥姥，他说他想去但是还没有时间去。冰冰说话的时候，我的心脏一跳一跳的，快跳到嗓门口。偏偏冰冰在这个时候却问起我的近况，我气不打一处来，问冰冰：“你担心姥姥吗？”冰冰好像早知道我会这么问他似的说：“担心啊。但姥姥不过是感冒住院，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要担心的。”我满身不自在。冰冰是我的外侄子，是晚辈。尤其我想起冰冰从小是妈妈帮大姐一手带大的。某种程度上说，冰冰跟他的姥姥应该比跟他的妈妈亲才对。我对冰冰说：“虽然姥姥是因为感冒住院，但现在有生命危险，需要住集中治疗室。”我怎么都没有将“需要钱”说出口。我静静地等着，但冰冰那边没有回话。我说：“你妈妈有没有告诉你，如果不提前交费的话，你姥姥就无法进集中治疗室治疗。”冰冰说：“我妈妈没有告诉我。”我再一次沉默。过了一会儿，冰冰平静地说：“我现在正在外地，怎么也要等几天才能回去。舅舅和几个姨都在姥姥身边，虽然进不了集中治疗室，医院接受治疗。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他又无头无脑地说：“我妈妈的年纪也大了，腰又有病，走路时经常会痛得直不起腰来，不要太指望我妈。”我说：“我打电话给你，不是为了要你妈妈出力照顾你姥姥。”冰冰回答说：“谢谢你。”意识到冰冰要结束对话，我赶紧说：“我本来想尽快寄钱给你姥姥，但日本这边三连休，银行和邮局都休息。”我犹豫了一下，想了想是否适合跟冰冰这样说。我觉得说了也没有关系，于是咽了一口唾沫：“你妈妈告诉我，你姥姥的钱，被转到你的名下。我想你比我方便，比我快。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最后一次见冰冰时，他还是高中生，虽然个子很高，但瘦弱。印象中，冰冰十分寡言但喜欢读书。尤其冰冰就读的高中，就是我当年就读的高中。很难考入的。作为高中的校友和前辈，我对冰冰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只是冰冰没有考上本科大学令我有点儿遗憾。专科学校毕业后，冰冰在区*府做公务员。公务员安定，我感到的那点儿遗憾根本不在话下了。冰冰说：“你的意思我懂，但我现在人在外地。很多工作等着我去做。我没有时间跟你聊太多。”我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然后决定单刀直入。我以很快的速度对冰冰说：“再拖延下去，你姥姥也许有生命危险。我担心得要死，不仅仅是担心，我还害怕。我希望我们可以尽全力做到最好。”冰冰说：“二姨、三姨、四姨，还有小姨你，有这么多的姨，再加上舅舅和我妈，你们可以做到最好。而我呢，我是小辈的。”我说：“我说的是我给你姥姥的那笔钱。就是我卖掉北京的房子的那笔钱。”我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下去：“你找时间把那笔钱汇给你三姨好吗？”冰冰很不耐烦地说：“这是不可能的。小姨。我再说一遍，我现在在外地，我工作很忙。”一股怒火迅速增长起来，激流一样地爆发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火。我问冰冰：“如果你姥姥因为进不了集中治疗室而出了问题的话，你承担得起吗？”冰冰回答说承担不起。我又问：“换了是你妈妈，你也会说你忙吗？”冰冰回答了一个字：“会”。我的手有点儿哆嗦起来，对冰冰说：“没想到你是一个混蛋。”冰冰说：“靠。你总是把自己放在很高的位置上。在我这里，你算什么啊。”我知道我失败了。时间像我最讨厌的毛毛虫，慢慢地爬过我的心头。我第一次发现我身上有一种本领：我发现了自己的绝望，但我会控制这种绝望。我知道所谓的控制不过是在痛苦与无比痛苦之间作选择而已。我选择的是痛苦。好比现在，如果我继续对冰冰动感情的话，就等于跟钱动感情。跟冰冰的短短的几句对话，他对我传达了没见面的十几年间，他所学到的所有东西和所有变化，它们匆匆展现在我的眼前。哥哥姐姐还有冰冰，都使劲儿地避开钱，好像除了钱之外，他们什么都看不到。他们成了我曾经的陌生人，我根本不了解他们。他们的存在，与我与妈妈，已经毫无意义。只有我在拼命地讨钱，而哥哥姐姐们也知道我这是为了自己在讨钱，不全是为了妈妈。但是结果已经看到了。我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最后我还是做到了。我把他们和那个讨钱的我，黑色的影子般藏到内心的角落里。因为我知道，关于妈妈，我跟我的哥哥和姐姐，我跟冰冰，我跟他们之间，已经不可能有什么后续了。继这几个糟糕的电话之后，我打算，除了三姐以外，跟谁都不联系了。我所以这样做，更大的原因是为了继续控制自己的情绪。愤怒的情绪一直在内里焚烧着我。而我呢，不喜欢愤怒，愤怒会带来仇恨。仇恨令人互相伤害，伤害是一种病。但结局很糟糕。妈妈死了。这个日子非常具体糟糕。我突然间失去了最爱的一个人。三姐一大早给我打电话。我以为三姐要跟我商量是否在妈妈的喉咙上割洞的事，三姐却说：“妈妈走了。今天早上走了。”三姐一直在哭。我听得出三姐的哭很真诚，所以忍着，什么都不问。我想等三姐哭完，等着她把她的绝望和痛苦一一地拽出来。三姐哭的时候，我闻到自己口里呼出的气息，有一股荒原的味道。妈妈是我一生的背景，虽然坚韧，但充满了苦难与爱。妈妈死了，缠绕着妈妈的时间松绑了，而对于我来说，这个背景是一下子就垮掉了。我很想马上坐飞机回去见妈妈。但我回不去才是真的。三姐哭完了，有点儿结巴地说：“你一直没有打电话给我，我想我知道你跟我们一样为难，所以我决定拔掉了插在妈妈喉咙里的那根管子。我跟大姐、二姐、哥哥还有老四都已经说好了，说你不可能埋怨我们，即使你会埋怨，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应该说一点儿什么。三姐接着说：“你知道，我们的退休金或者工资，都不高，到底无力负担那么贵的医疗费。再说了，百分之百可以治好的话还行，如果治不好，妈妈白受罪不说，我们的境况会很糟糕，也许要倾家荡产。”我对三姐说：“你不需要跟我解释。”然后，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你确定妈妈已经死了吗？也许，死只是一时的现象，妈妈突然间还会醒过来呢？”三姐斩钉截铁地说：“妈妈死了。”三姐又说：“用电击板给妈妈做心脏复苏的时候，我亲眼看的。前后共电击了五次。然后医生告诉我人死了，还告诉我准备后事。”我问三姐：“妈妈走的时候痛苦吗？妈妈现在在哪儿？”三姐说：“妈妈走的时候没有遭罪。现在在灵柩室。”我感到身体里的血一起往太阳穴冲，于是对三姐说：“我想先挂掉电话。过一回儿再联系你。”三姐说：“好。”挂掉电话，我在原地呆了好久，不能动弹，疲惫蔓延到大脑。我很混乱，甚至有点儿喘不上气。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已经走在远离公园的一条小巷里了。我发现，每走一步，五脏六腑都会随之翻腾起来，于是不得不回家。随手拿了一张摆在书架上的妈妈的照片，我再一次走进小巷里。我把妈妈的照片按在最痛的胸口，一直走到两条腿失去了知觉。已经是中午了。我洗过手，给儿子做了午饭。或许我心神恍惚，儿子问我：“妈妈你没事吧？”我说没事。根本没有食欲，我只喝了一杯咖啡。可是，当我精疲力竭地躺到沙发上的时候，有人打电话来，是三姐。我问三姐现在的心情怎么样。三姐说当然很揪心，但是没有办法，很绝望的那种心情。三姐说妈妈应该是如愿以偿，妈妈摇头就是不想遭罪。三姐还说反正是一死，不如好死。三姐说，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妈妈已经死了。我在心里骂自己“混蛋、虚伪。”但情绪仍然不稳定，对三姐倾诉，说我已经打算给妈妈寄一大笔钱了，但是不凑巧，正赶上日本三连休，银行和邮局都休息。我还说没想到妈妈真的会走得这么急。三姐说，一定是妈妈不想花我的钱。我也是这样想的。三姐又说，妈妈一定是希望我把钱花在儿子的身上。我正是这样想的。这样跟三姐聊着，不知不觉间，我感到胸口翻腾着的痛，一点点儿地微弱下来，几乎感觉不到痛了。身体和情绪都轻松了不少。我问三姐，关于妈妈的事，今后需要我做些什么。三姐说妈妈火化后安葬，需要我的时候会联系我。我问三姐要不要将爸爸的坟迁到妈妈的新坟。我说爸爸死的时候，葬在他就职的工厂专属的山坡上，终年被荒草覆盖。但妈妈活着的时候，曾经发誓死后绝对不让我们把她跟爸爸葬在一起。三姐说，妈妈不让我们把她跟爸爸合葬，只是气话，怎么说爸爸和妈妈一场夫妻，按理一定要葬在一起。我同意了，再说我也希望爸爸从山坡的杂草中脱离出来。我拜托三姐找一块向阳的墓地，买墓地的钱就由我来出，因为我一直未能照顾妈妈，连妈妈死了都不能赶回去。三姐听起来很满意，好像早已经知道我不可能回去为妈妈送葬。三姐对我说：“医院的灵柩室，哥哥和姐姐以及老四都会去，你有什么担心的事，晚上给我打电话好了。”挂了电话，我开始觉得饿了。儿子剩了一些饭菜，我把它们全吃了。吃饭的时候，心里忽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一千万日元没有花掉，按照我原来的计划，儿子照样可以去教会小学校读书了。我差一点高兴起来。使我烦恼的是，虽然妈妈的死令我感到难过，但是没有花掉那一千万日元，又令我感到庆幸。我想找点儿事打发掉心里的烦恼，结果干什么都没有效。上午我的心是那么痛，好像永远都不会停止下来似的。而现在我觉得轻松，好像了结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晚上，我忽然觉得非常非常内疚。我给三姐打电话的时候，三姐说：“你的电话打得正是时候，哥哥和二姐，还有老四，都在。”我问三姐是在灵柩室吗？三姐说：“是。”我问三姐妈妈也在吗？三姐说：“在是在，但是在冷冻库里。”我立刻不安起来，因为我担心，妈妈万一是假死的话，就会被冻死了。于是我问三姐：“妈妈一直没有醒过来吗？”三姐回答了两个字：“当然。”我又问三姐：“冷冻库是什么样子的？”三姐告诉我说：“就是一个大抽屉。想看妈妈的时候，拉开抽屉就可以了。妈妈躺在抽屉里。”我的眼前是窗外宽阔的街道，树木闪闪生辉。而妈妈躺在抽屉里。我想，那个抽屉一定是又冷又黑暗，或者我根本无法想象那个抽屉。就在这时候，我听见哥哥在埋怨大姐。哥哥说：“老太太死了，她是老大，竟然都不来。真不是个东西。”我让三姐阻止哥哥说下去，我说妈妈还没有凉，最好不要在妈妈的面前提这种事。三姐还没有来得及开口，我听见二姐也开始埋怨大姐。二姐说：“都说老大比母。但她将钱捏得紧紧的，人却躲得远远的。”我觉得前脑门又开始发凉了，面颊却发热。我猜想死去了的妈妈该是很痛苦，并且孤独。我不大自然地对三姐说：“妈妈人都走了，争执谁来谁不来，不是没有意义吗？”三姐小声地解释说：“他们不是在争执，是在算计。少一个人的话，就会多花一份的钱。不过，你还是少说话，大姐对我说了，虽然日本三连休，但你本人可以带着钱回来啊。”我说：“你知道原因的。”三姐说：“好在二姐和哥哥并没有埋怨你。大姐那么说，也有她的道理。”我很难过。妈妈生前很少安宁过。妈妈死了，死了的妈妈，最终还是成了一片痛苦的云烟。妈妈走前走后，我的确是没有赶回去。跟哥哥姐姐解释儿子的事让我心烦，我知道哥哥姐姐们会怎么想，他们会认为我是在找借口。电话的那一边突然静下来了，眼前的儿子，窗外的风景，好像一下子静止下来，裹住了我。这时候的我，在想，我是应该回去的，我是可以回去的，我为什么没有回去呢？于是我全部的神经都痛起来。我把儿子抱在怀里，决心要击退百分之百的痛。好多年了，我觉得痛的时候，就会将儿子抱在怀里。三姐告诉我妈妈火葬的日子，我对三姐说：“所有送葬的费用，包括火葬费和买墓地的钱，都由我来承担。”三姐好像很高兴，问我：“这话，你在上一次的电话里也说过，是真的吗？”我没有理由回答说这不是真的。为了让三姐放心，我补充说放下电话后，立刻就去银行寄钱。三姐听起来完全放心了，对我说：“太好了。真要谢谢你。”然后，我听到三姐将我刚才的话，大声地重复了一遍：“你们不用担心了。小妹在电话里说，所有的费用都由她来承担。”在这之前，电话的另一端很安静，现在还是非常安静。我想开口说话，但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意思。不久，我听见四姐小声地附在三姐的电话机上说了一句：“谢谢小妹了。”四姐的声音战战兢兢的。我能看见四姐可怜兮兮的样子。四姐是小脸。四姐的头发一贯拢在后脑勺。三姐说妈妈最疼的就是四姐，看来三姐说的是真的。这时候，因为四姐的一句话，我的心变得暖暖的。我还感到有一股冲动，想哭。如果妈妈是我们家的心脏，那么，当这个心脏不再跳动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活在妈妈死后留下的空白里。而那些不知羞耻、依然鲜艳茂盛的贪欲，令这一大片空白充满了亲密和黑暗。模模糊糊地，我听到哥哥在说买墓地的事。这也是很自然的，哥哥姐姐不再担心自己的事，妈妈的死就被重新想起来了。三姐告诉我说，坟墓因地段不同，价格相差很大。三姐要我给她一个大致的价。我问三姐最贵的墓地会贵到什么程度。三姐说她也不知道。想起妈妈生前最喜欢花，喜欢阳光，所以我让三姐挑一个看起来像公园的，朝阳的墓地。其实，我觉得墓地是生者为了自己而设置的，对死者毫无意义。但是，怕三姐难过，我没敢把这个想法说出口。按照我的理解，有些事，一去就不再复返。尤其死亡，根本是无法弥补的。好像妈妈，我只能把死了的妈妈放在内心深处，放在记忆深处。我觉得，那里才是妈妈应该居身的地方。话说回来，挺身而出之后，我忽然感到孤零零的。所谓亲情是温暖的，到底有它的局限性。证据就在血缘里，在我跟哥哥姐姐都是一个妈妈生出来的事实里。我本来是带着庄严的心情给三姐打电话的，但这个电话却让我的心情一塌糊涂。总之，我想尽快挂掉电话休息一下。对我来说，妈妈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我只要把钱汇给三姐，对我的惩罚就会变成我自己的事了。可是，当我告诉三姐想赶紧挂掉电话时，三姐大声地叫了我的名字，对我说：“你必须原谅，不，是必须接受他们。”我站到窗前，看着窗外，用一只手打开窗户。我问三姐为什么。三姐说：“我们去农村插过队。你上过大学。我们都在家门口的槐树下跟妈妈道过别。我们都一步三回头，而你呢，妈妈说你从来没有回过头。所以，虽然我们是同一个妈妈生出来的，但你跟他们，跟我，不一样。”我知道问这样的话很愚蠢，但还是问了一句：“哪里不一样？”我觉得三姐呼了一口粗气，三姐说：“我如果能说出哪里不一样的话，我跟你就是一样的了。”我很惊讶。说心里话，我真希望我跟哥哥姐姐可以不是同一个妈妈生出来的。好像今天上午，我希望不是用耳朵，用大脑，用心来听，而是用一个像瓷器一样的器具来听。因为只有这样，我才可以接受所有的不愉快，所有的怨恨，所有的厌恶甚至温情。痛苦和清醒混在一起，像一团黑乎乎的稀泥。这个时候，我真需要有一个什么，可以治疗心理上承受的痛苦。挂掉电话后，我慢慢平静下来，静到只听得见自己呼吸的声音。我去银行给三姐寄了一百万日元，剩下的，全部由三姐去办理了。从银行出来，我用潮湿的眼睛看头顶的天空，天空是透明的，没有云，没有颜色。妈妈的死，是我第一次感知失去所爱的人的滋味。事实上，妈妈的死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痛，而对于我来说，无法给死去的妈妈一次复活的机会，才是百分之百的痛。假如给我一次这样的机会，我想我会重新安排许多事和许多选择。现在，一切都完了，妈妈留给我的空白里，是无着无落的崩溃。原来钱并不能安慰我。以后的好多日子，我跟三姐不断地打电话。三姐说：“一想起妈妈，就觉得揪心。”然后我们一起哭泣。我把妈妈的照片放在床头，尽量多看几次。不久，我确切地听见三姐对我说：“我很想念妈妈。”想念已经成为一种安慰。我想说，我有了一个很重要的发现。我是经过了一些糟糕的潮流之后，好不容易走到一条漂亮的街道上。是的，想起一千万日元的时候，我一度也把妈妈的死忘记了。但妈妈死了的悲痛，百分之百地折磨过我。快到家的时候，一阵风吹来。我把头发别到耳后。头发被风吹的时候，总是跑到前面来。但没人在乎我的这个感受。“视觉人文”贺丹艺术作品展贺丹-《一月》布面油画×cm年第11期(总第期)目录海外华人作家小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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